連假在家讀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的新作《艱難的抉擇》，卜睿哲是台灣通，旁徵博引的資料頗有參考價值，他從台灣困境出發，論述兩黨的政治人物在年金改革與核能政策時，常常都是政黨利益大於社會效益。這些都是我們熟知的議題，但台灣專家寫的沒有人看，因為我們總是懷疑寫文章的人別有所圖。此外，卜睿哲對於台灣所得分配與人才困境，也有些獨到的觀察。不久前，DIGITIMES幫台灣半導體協會完成「2022年IC設計產業白皮書」，在報告中指出，如果到2030年為止，台灣IC設計產業維持年均6%的成長，估計台灣還需要3.4萬名IC設計人才。然而IC設計人才多數來自電機、資工、數學背景，台灣每年STEM背景的研究所畢業生不過1萬人上下，聯發科、瑞昱、聯詠相互競爭之外，還得面對半導體廠、IT公司搶人才的壓力。其次，從整個台灣的角度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從需求而言，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工程人才供不應求，但根據麥肯錫（McKinsey）研究，「人員管理、企劃決策、創意，能與利益關係人溝通的人，被自動化工具取代的可能性最低」。另一份研究指出，台灣的人力資源欠缺非重複性，分析型、互動型，包括創新、創意性的工作，以及積極在國際市場上與他人競爭的能力。這些人一定要是理工背景嗎？我們公司的研究員，唸理工與社會科學的人大約各半，表現好壞與長期的價值不是因為大學之前唸什麼，其他媒體高層說：「願意，比能力重要」，我也深以為然。如果「忠誠」意味著極度忍受大材小用的工作，那人生是灰色的；如果年輕人得放棄賺夠錢去結婚的念頭，才能去尋找自己最喜歡的工作，那就是現在年輕人的雙重困境。從很多條件思考，依附在台灣科技主流產業的高階服務業，可能是我們共同的機會，在大型服務業的員工薪資比家族企業為主的小型服務業多出54%的薪水。支持本土大型、專業的服務業，就可以多聘用唸社會科學的人，這些都是可能的路徑，但您得確定自己是不是頂尖的社會科學人才，也要禁得起在科學領域裡的考驗。當然，跨域的人才得有伯樂，也得有發揮的平台。台灣200名員工以上的本土大型服務業，除了通路、電信、金融之外，還有多少機會呢？在量產製造領域上發光發熱的台灣科技公司，願意給本土非理工科系的畢業生多少機會？

DIGITIMES 25週年慶，回頭觀看已經半個世紀的新世代電子業，我們必須謙虛面對前輩的成就。我常說：「亞馬遜（Amazon）是一家偽裝成零售通路商的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公司，正嘗試從Computing Cloud，進化到AI Cloud」；同理，DIGITIMES是一家表面是報社，以電子業為基礎的專業資訊提供機構，這些面貌都是跟著時代需求與新技術衝擊逐漸演化的。過去半個世紀，到底誰是開創事業的英雄？1974年帶領RCA計畫的胡定華過世了，我想到曹興誠、史欽泰。我也想到1974年創業的郭台銘，1975年接手神通集團的苗豐強，1975年創辦光寶集團的宋恭源，以及1976年創辦宏碁集團的施振榮。我是創業家，深知在荒蕪大地上開疆拓土之苦。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都是國家的英雄，不再需要大家吹捧豐功偉業，但面對問題的智慧與勇氣，仍應被忠實的傳承與理解。這一系列的紀錄片，我並未參與事前的企劃，或者代邀哪些人應該接受訪問。我相信親身參與，主導紀錄片拍攝過程的同仁，自然可以體會事情的優先順位，學習前輩的創業精神。在受邀的前輩中，光寶集團的宋恭源傳話希望與我見個面，前輩召喚，我當然立即回應，前往瑞光路的光寶大樓探訪宋恭源。1995年，我寫處女作《電腦王國R.O.C》時，與宋先生促膝長談，仍然記得他跟我說：「我只是在失業與創業之間找一條生存的路而已」。1960年代末，宋恭源在高雄的封測廠工作，之後到德州儀器（TI）中和廠效力。幾年之後，德儀有意關閉中和廠，面臨失業壓力的宋恭源選擇跟德儀商談接手工廠的可能性。也因此光寶集團誕生了，之後並從Discrete擴展到電源與顯示器等新興領域。現在的光寶集團有6萬多名員工，成為台灣科技業的頂尖企業之一。DIGITIMES同仁以《禮記》中的五個節令，串連第一代創業家，並分別探索每個不同階段的時代意義。但畢竟不是那個時代成長的年輕人，同仁們深怕掛一漏萬，而宋恭源親自指導畫了台灣半導體產業演化圖，為我們定錨、解惑。宋恭源說，台灣的半導體業啟蒙於施敏自美返國作育英才，第一個本土博士是張俊彥。之後在英特爾（Intel）、超微（AMD）成立的那兩年，施敏與邱再興在1969年興創辦寰宇電子，也成了施振榮的第一個東家。1970年，張俊彥創辦萬邦電子，而工研院與經濟部的積體電路發展計畫，都與這一批人息息相關。問宋恭源為何成為第一家上市的電子公司？宋恭源說1970年代的台灣，是「兩分利」的時代，不從社會募集資金，很難活下來。光寶走向資本市場，也成為後繼者的典範。半世紀功業的創業家，人生已然淡泊，但做為專業媒體，我們應該給下一代留下什麼樣的紀錄呢？

日前去新竹拜訪前工研院史欽泰院長，院長說他在1973年加入工研院，次年參加半導體的RCA計畫，至今正好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前面30年在工研院，從基層做起，做到院長。史欽泰從院長退休之後，到清華大學任教，至今也有20年了，半個世紀專注在半導體業，用兩個工作涵蓋一生，看到蓬勃發展的半導體業，一定非常欣慰。對他自己而言，這也是最好的選擇嗎？史院長說，人生有很多種選擇，他選擇Top-down的研究工作。在企業工作很難由上而下，綜觀全局，這是工研院最大的優勢，而他也樂在其中，但工研院鼓勵人才流動，每個人依據自己的天性、專長，只要樂在其中，自然沒有後悔的念頭。史欽泰是個學霸，台大電機畢業後，到史丹佛唸完碩士，博士在普林斯頓完成，這種背景的人在美國找個工作一點都不難。問他問什麼要回台灣，他說：「回家需要理由嗎」？我比史院長小一輪，這輩子也只做過兩個工作，我在資策會MIC從基層做起，12年半的經歷。之後出來創業，這個月創業滿25週年，說穿了我這輩子只跟「產業研究」的工作打交道，我明白史院長的「自在」，有些人生的經驗得用青春去換。最近我讀完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新作《艱難的抉擇》，內容提到台灣的傳統服務業落伍，而先進的服務業比傳統服務業薪資高出54%，台灣超過200人以上的服務業，除了金融業、大型通路業之外非常少見，而知名的會計師或法律事務所，幾乎都被外商一網打盡，如何創造台灣本土服務業成功的典範呢？IBM從硬體發展出軟體，再轉型成服務業，是很好的典範。有鑒於此，史院長到了清大科管院任教後，也將服務業的概念落實在教學理念中。專業服務業需要時間的灌溉，也要承擔初期建構建構企業文化，厚實事業發展基礎的風險，這對台灣的社會環境與氛圍而言是個挑戰。台灣淺碟式的經濟體質，強調快速回應市場的能力，發展專業知識型的服務業要面對很大的挑戰。電子業者早期去中國蓋廠擴產，投入大量資源滿足客戶訂單需求，背後承擔的是極大的風險，為了對股東交待，於是在資源擠壓分配的情況下，創新就成了空中樓閣，經營企業是必須在某個時空環境下做出適當的決定，有時候不是本事，而是眼界與膽識的問題。史院長說人生像一本書，從「Chapter 1」出發，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做得很好，就是種享受。完成基本任務的初心不變，人生終究還是回歸到第一章時，挫折也就算不上挫折，個人如此，企業和政府也是如此。越複雜的社會環境，越要定義自身的基本任務。我當產業分析師已經38年了，做自己最熟悉、最喜歡的工作最自在，也最得心應手。就像史院長一樣，我知道「Chapter 1」是什麼意思！

今天是大椽（DIGITIMES）創業25週年紀念日，年輕一代的編輯建議以《矽島．春秋》為題，拍攝一部紀錄片，並以《禮記．月令》中的節令「啟蟄、見虹、秀生、始收、雁鄉」，分別記錄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歷史。1970是「啟蟄」的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與日美斷交，加上兩次的石油危機，台灣人惶惶不可終日。但沒有人可以預知那個困頓的時代，竟然是個細雨輕雷驚蟄前的時代。1973年胡定華、史欽泰開始在工研院工作，1974年啟動到美國取經的RCA計畫，同年鴻海、神通創業。1975年光寶的宋恭源在失業與創業中做出選擇，1976年宏碁創業，那是台灣新世代電子業萌芽的時代，我們以「啟蟄」定義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不讚美特定的英雄，因為這些英雄是成群結隊而來。RCA計畫裡的胡定華、曹興誠、楊丁元、史欽泰、曾繁城、蔡明介等人都是英雄，創辦鴻海與光寶的郭台銘、宋恭源是英雄，而在1980年代以個人電腦為主軸百花齊放的「見虹」時代，苗豐強與施振榮也是英雄。1980年代是個人電腦產業蓬勃發展的年代，宏碁與神通的小教授、小神通互別苗頭，也走出從仿造的個人電腦，走向IBM相容電腦的時代。與此同時，從生產計算器事業衍生出來的仁寶、英業達、廣達成為NB產業的核心，許勝雄、葉國一、林百里各自走出一條路。而華碩、微星、技嘉、精英，不僅幫台灣建構一個橫掃全球的主機板產業，衍生的和碩是電子五哥中脫穎而出的新興業者，而微星、技嘉也在電競、伺服器等新興領域超凡入聖。至於顯示設備的產業，除了顯示器之外，更延伸到面板、工業控制、車用電子等新興商機。2000年前後，剛剛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台灣，天空上看不見烏雲，在WTO架構下，透過中國的廉價勞力與社會成本，建構一個在全球化時代最具競爭力的ICT產業供應鏈，從NB、手機、伺服器到半導體，台商無役不與，也都成果輝煌，我們以「秀生」來定義這個偉大的時代。2007年iPhone上市，雙向的數據流通，加上2008年中國成功的舉辦奧運，紅色供應鏈崛起，台商瞻前顧後地進入「始收」階段，緯創、可成等公司出售中國生產基地給在地業者，並開始布局產銷雙軌的新時代。2018年川普挑起中美貿易大戰後，歸屬於西方陣營的台灣開始調整產業戰略，更多的台商回流，開啟了「雁鄉」的時代。現在台灣人打群架，最不需要的就是特定的英雄偶像，我們也深信「大軍未到，資訊先行」的道理。DIGITIMES的中文名稱是「大椽」，椽是屋頂上的橫樑，「大筆如椽」是信念，而《春秋》是褒貶時事的史書，以《矽島．春秋》為名，背後的意義是為產業喉舌，我們希望能跟卡達王國的「半島電視台」一樣，為台灣的電子業提供專業訊息，也在國際社會上為台灣發聲！

奇景光電執行長吳炳昌在台灣IC設計產業白皮書論壇中指出，從財務回報而言，台灣很多IC設計公司都有獲利，既然獲利為何還要跟政府爭取資源，或者甚至影響政府政策？吳炳昌強調，IC設計業是腦力密集，且是全球關注的產業，相關產業政策不是與國內其他產業對比，而是應從國際競合的角度思考政策的有效性與必要性。DIGITIMES也認同，IC設計業是真正與終端設備客戶對話的窗口，在未來應用驅動的時代，台灣擁有強大的IC設計產業是幸運，也是資產，怎可沒有國家級的產業戰略或布局。一般社會輿論要求的產業公平性，恰恰成為今天台灣面對國際競爭不公平的環境。以兩岸前三大IC設計業者的租稅負擔率為例，中國前三大業者是7.1%，而台灣是13.1%。在中國，重點栽培的IC設計業者，前五年免稅，第六年前租稅費率是10%，都比台灣優惠甚多。其次，台灣的晶圓製造業蓬勃發展，且擁有結構性的優勢，台灣政府預算與台積電營收相近，就算補貼也是杯水車薪，我們認為晶圓製造業對政府的期待是水電、人力等基礎建設的需要，更需要或值得政府政策支持的反倒是IC設計業。企業的附加價值率包括營業淨利、租稅負擔、員工薪資、折舊與資金成本。尤其是員工平均年薪，台灣IC設計業的龍頭企業已經有幾家超過新台幣500萬元，甚至高於台積電的300多萬元，以聯發科在台員工1.2萬人估算，光是薪資就超過600億元，對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的貢獻度顯而易見。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也以晶心科技為例，成立於2005年的晶心科技源自於政府的矽導計畫，政府與企業同心協力，晶心科技才能在連虧10年之後反敗為勝。其實這種腦力型、軟體型的投資，無論勝負盈虧，產業生態系與人才、經驗都會成為本土產業重要的資產。特別是現在主力大國亟欲建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將獎勵措施放在補貼生產製造，以掌握半導體穩定的供需體系。檢視台灣過去的政府支援措施，可以知道政府不可能大規模補助半導體業，但將重心放在IC設計業，可能效益更高，也可以間接支援晶圓製造業，兩者並無衝突。租稅優惠不是在國內與其他產業相比，半導體是個高度國際化的產業，當然要對比其他競爭國家對半導體業的重視、方法來決定台灣的資源分配策略，台灣過去雨露均霑的政策與獎勵措施，更可能是傷害高度仰賴優質人力，高附加價值的台灣IC設計產業。

半導體產業能在台灣開花結果，其實是個美麗的偶然。1970年代的台灣風雨飄搖，退出聯合國，與美日斷交，產業仰賴的是加工出口區的廉價與優質人力。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在參加RCA計畫之前，就是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第一個做二極體，且在台灣成為第一家上市電子公司光寶創辦人宋恭源也是，他們都是在那個困難的時代，成為產業發展的英雄與見證人。第一代參與RCA計畫的前輩都成了英雄，1980年代，日本在廣場協議的壓抑下，給了台灣與南韓半導體產業上的發展契機。基本上，台灣的半導體業是本土型產業，所有的戰略思考可以專注於台灣的競爭力。新加坡則不然，新加坡一方面把製造業維持GDP在25%以上當成國家目標，小國寡民的新加坡，要發展科技產業必定要仰賴外力，基本上台灣是因為成果豐碩，各國爭相禮聘、邀約，是「Inside-out」的產業議題。新加坡沒有本土工業，卻有9座晶圓代工廠，這些來自海外的企業設廠，基本上是「Outside-in」，但不能說新加坡半導體業是「無根」的產業，新加坡的貢獻在於「把公務當成商務在運作」，政府的公共服務就是貢獻，也創造非常傑出的產業價值。李顯龍說：「新加坡將在中美兩強中找到最恰當的平衡」，一旦政治上取得平衡，就可以取得在商業、經濟上最大的利益；而經濟上的連結，也可以促使新加坡以小國周旋G2兩強之間。但新加坡行，台灣為何不行？限制在哪裡，不如新加坡的內涵是什麼？台灣受到中國制衡，導致政治上的分歧與不安定，外籍學生、人才流入的意願、數量都受到影響，特別是東協的華人，在2000年以前並不喜歡剛從動亂中脫胎不久的中國。2000年之後，兩岸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同時，中國採取更開放的外資政策，但台灣卻開始「Inward-looking」的政策，爭執台灣是不是華人的政府，讓華僑不再視台灣為母國。在大環境的現實下，台灣只會愈來愈小，連召募海外工程師、學生都受到影響。相較於新加坡的務實，台灣似乎很不識相的與國際大潮背道而馳。台灣能找到與國際結盟的可能方案嗎？全球唸電機、資工的科技人才是有限的，而台灣是最成功的典範，只是缺人、少地的台灣，真的能夠再創奇蹟，更開放、具前瞻視野的產業政策將會是成敗的關鍵。

相較於其他產業，IC設計業對於少子化與本土科技人才不足的感受顯然更為深刻。根據DIGITIMES調查，印度當地僱用的IC設計人員是5.6萬人，美國是8.6萬人，中國是12.1萬人，台灣是4.7萬人。事實上，印度沒有IC設計產業，所有的IC設計人才是幫各國大廠打工的專家、工程師。包括高通（Qualcomm）、英特爾（Intel）、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聯發科都在印度當地有龐大的研發團隊。類似MindTree這些當地的業者，也不是真正設計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半導體公司，而是為外籍業者打工的外包服務商。缺乏資本市場的支撐，印度人才楚材晉用，但這個大趨勢正出現鬆動。在美中貿易大戰的氛圍中，國家結構與中國相近的印度顯然成為最主要的制衡者、受益者。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印GDP的經濟總量相去不遠，但現在中國GDP總量超過印度6倍以上。研究中國崛起、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印度論述，成為印度菁英社會的顯學，過去7年印度所得倍增，主要城市的交通等基礎建設已經大幅改善，加上美國在制衡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偏好印度、善用印度也是必然的作為。印度政府以培養IC設計人才為基礎的C2S（Chips to Startup）計畫，將在2022~2026年間培養8.5萬名IC設計工程師。近幾年，印度積極以PLI計畫引領外資到印度設廠生產，印度手機的進出口，已首度在2022年出現順差。而台系的鴻海、和碩、緯創生產的手機貢獻過半的數據，顯示從中國往外移動的生產軌跡，正從東協的越南、泰國往印度延伸。印度的ICT產業供應鏈會從手機、NB延伸到半導體嗎？過去幾年，大家談到印度建立半導體工廠的計畫都嗤之以鼻，但預期在2030年時，GDP總量將超越日本、德國的印度，國家戰略不會是單純仰賴外資的消極作為。台灣的鴻海、力積電都表達了興趣，而印度方面也放話，將在近期宣布更具體的半導體產業戰略，甚至傳言台積電也有印度計畫。產業訊息真真假假，但三年疫情肆虐期間，印度的軟體代工業與台灣NB製造業都是「Work from Home」的受益者，印度機場、高速公路、現代賣場，甚至整片的智慧城市在郊區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與5年前、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加上穆迪政府的積極態度，10年之內，印度必須被視為全球半導體業重要的角逐者，甚至可能是繼中國之後，真正有實力角逐國際市場的要角。

負責執筆台灣IC設計產業白皮書的DIGITIMES副總經理黃逸平指出，中國營收達1億美元以上的IC設計業者比台灣更多，兩岸在2020年前ISSCC論文數量差距不大，但現在中國業者遙遙領先，這些都是中國崛起的例證。兩岸的IC設計業者中，龍頭企業是聯發科，2022年前三季的營收，也只有台系的聯發科、瑞昱、聯詠超過30億美元，在兩岸IC設計前20大公司中，台灣的三大業者維持領先。但台灣業者當中，挑戰比28奈米更先進製程的公司很少，相較於中國全力發展半導體業，且從成熟製程到先進製程全面出擊的產業發展戰略，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台灣廠商。美國施壓，進行多重管制，一方面讓台商有了喘息空間，但另一方面中國業者必然在成熟製程上積極發展，實行進口替代，加上中國政府的補貼政策與蓬勃發展的手機與EMS製造業，中國的威脅顯而易見。例如，用於智慧電視、Android平板、真藍牙無線耳機（TWS）、機上盒等消費電子SoC，及顯示驅動IC、電源管理IC、類比訊號處理元件等，中國新興設計業者都虎視眈眈。加上台系業者大多規模較小，如何彙整資源，成為台灣IC設計業者嚴厲的挑戰。如果大趨勢沒有改變的話，到2026年時，台灣IC設計產業全球市佔率，將從目前的18%下跌到17%，而中國將從現在的15%提高到18%，成為全球IC設計業的第二大國。以上的假設是基於目前的產業環境來預測的，但中國挑戰並不小於台灣。超過12萬名的從業人員，卻只有315億美元的設計業產值，顯示中國的人力效率與單位產值不高。而太多缺乏實績的業者分享產業資源，加上政府優渥的補貼，當然會形成過多資源追逐有限人才的弊端。與台灣最大的差異是，在美中貿易大戰的氛圍下，中國必須更仰賴本土市場，台灣過去以中國當地市場與來自歐美客戶的OEM商機並行，紅色供應鏈能否維持過去幾年的成長動能，也將影響中國IC設計產業的發展。其次，汽車與工控用途的商機也是業者關注的新焦點。過去20年是中國基礎建設的黃金機遇期，加上一帶一路的需求，給了工控業者極大的商機，但基礎建設已經接近飽和，以國內商機挹注產業發展的時機已過，這是中國業者的挑戰。再者，2022年全球電動車的總產量接近1,000萬輛，其中，中國業者貢獻高達59%，如果大趨勢不變的話，中國必然成為全球電動車生產大國，也可以順勢帶動相關半導體的需求。從2023年初以來，中國生產與出口的電動車出現多起品質的疑慮，加上國內市場無止境的殺價競爭，中國的車用半導體產業顯然出現裂縫，這是中國IC設計產業發展上的隱憂。簡而言之，中國不再擁有「外卡」，未來參與國際市場的角逐時將面對真刀真槍，甚至反向的制衡，在沒有國家保護、失去國內市場優勢的中國業者還能出線嗎？這些都是產業發展的未知數。

不久前，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總裁馬諾查（Ajit Manocha）在印度舉辦的「亞洲經濟對話論壇」（Asia Economic Dialogue）中說，未來50年仍是半導體的時代，我深以為然。半導體動見觀瞻，而IC設計業更是未來應用驅動時代，引領跨產業連動的關鍵產業，這個產業美如天邊的彩虹，除了美國之外，僅台灣佔有一席之地。南韓半導體業的營收是1,008億美元，佔全球比重高達18%，關鍵在於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SK海力士（SK Hynix）在記憶體市場與IDM型態的高額市佔率。但南韓的IC設計業，2022年總營收僅有28億美元，相較於台灣有400多家IC設計業者，398億美元的營收，其中近百家已是上市櫃的公司，甚至有3家名列全球前十大廠，台灣遙遙領先，堪稱碩果累累。南韓的人口是台灣的2.15倍，但台灣IC設計業的營收卻是南韓的14倍，關鍵在於南韓電子製造業過度集中於少數幾家業者，南韓在地IC設計業者的商機無法與國內產業共創、共榮，而台灣卻擁有龐大的電子製造業。光是2022年，包括鴻海、和碩、緯創、廣達、仁寶等500家上市櫃的電子產品量產製造業者，背後5,000億美元的產值，創造將近4,000億美元的零件需求，這些本土業者的需求，是台灣IC設計業者發展的溫床。台灣電子製造業本身規模龐大，在全世界前30大EMS製造廠的營業額中，台商貢獻率超過7成。NB、手機這類產品的BOM零件材料成本接近8成，台灣產業擁有先天優勢，但也因為過度集中於電腦與手機，在產業往電動車等多元應用發展時，也面對新的壓力。台灣IC設計業的隱憂，可以從IC設計走跌的全球市佔率看出來。台灣市佔率從2012年的20%，跌到2017年的19%與2022年的18%。如果缺乏有效、具體的措施，DIGITIMES估計到2026年時，市佔率還會進一步跌到17%，甚至可能會被中國的18%所超越。全球半導體市場5,751億美元的規模中，有33%進入電腦運算產品，台灣擅長NB、伺服器，加上35%歸屬於手機為主的通訊產業，台灣也是全球主要的代工廠，因此台灣IC設計業在NB、伺服器、手機的數位IC項目上也有近水樓臺的優勢。但在物聯網大趨勢下，應用驅動的新格局，將給台灣IC設計業帶來新的壓力。汽車、工控應用、軍用的商機，都是台灣IC設計業者相對陌生的領域。在繁榮的背後，台灣IC設計業有很大的隱憂。

ChatGPT橫空出世，推動人工智慧（AI）更大的浪潮，也革命性地改變舊有技術。例如人工智慧在麥克風增強應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結合自然語言處理和AI技術，麥克風可進行多種創新應用，包括語音識別、情感檢測、聲音分析、噪音消除和多語言翻譯等。麥克風是Emile Berliner發明的語音輸入裝置。早期麥克風主要用於錄製黑膠唱片。貝里納成立留聲機公司Gramophone，並以畫家Francis Barraud的作品《His Master’s Voice》作為商標。商標中的小白狗名叫Nipper。Nipper有一次發現一部留聲機，充滿疑惑地歪著頭打量，這個情景被Barraud捕捉下來，成為Gramophone的商標靈感。1901年，Berliner在美國成立勝利唱機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後來被收購並更名為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圖一：Emile Berliner（1851~1929）。林一平 麥克風技術的後續精進歸功於David Hughes。Hughes在1878年對愛迪生麥克風的音量做出重大改進，並申請專利。這項發明在1920年代仍在不斷改良，最終演變成大眾今天使用的碳粉式麥克風。作為一名音樂家，Hughes的麥克風發明還挽救長笛在爵士樂中的地位。長笛的音量較小，當與其他樂器如小喇叭或薩克斯風一起演奏時，往往會被掩蓋。因此，長笛通常只能在音高較高的部分做些裝飾性演奏，讓聽眾勉強察覺它的存在。有了麥克風的幫助，長笛的可用音域得到顯著擴大，終於能在爵士樂演奏中大顯身手。筆者的研究團隊正發展麥克風的AIoT技術，稱為MusicTalk，希望利用AI技術改善麥克風產出的聲音，其關鍵在於運用音律的原理。音律的原理是誰發明？應該是十六世紀朱載堉。朱載堉是明宗室鄭恭王朱厚烷嫡子，發明演算法將八度音切割為十二等分，並製造出新法密率律管及新法密率絃樂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樂器。理論很難，做法卻簡單。在調整琴弦時，將第一音弦的長度除以密率（亦即2的十二次方根），就可得到第二音弦的長度。以此類推，到達第十三次時，就會得到一個完全的八度音。遠傳饒仲華博士與筆者曾寫過一篇論文，設計手機音樂語言，可以調整手機麥克風收音後的優化，其音律校正，源自於朱載堉的理論。圖二：朱載堉（1536～1610）。林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