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影技術是半導體產業用以定義精細圖案的主流手段，目前最先進的技術是極紫外光（EUV），最近的量產設備為ASML 的TWINSCAN NXE：3600D。使用的光源是由二氧化碳雷射打到錫（tin；Sn）電漿（plasma）後，產生13.5 nm的極紫外光。數值孔徑（Numerical Aperture；NA）為0.33，這個數值反比於解析度（resolution，或為Critical Dimension；CD）；微影技術中NA愈大愈好。其解析度為13 nm，生產能力（throughput）每小時可以處理160片晶圓。這機型支援7奈米、5奈米製程的量產。有一個常有的誤解，是5奈米製程其實並不代表其解析度恰好為5 nm，這數字是技術節點（technology node）的名稱。過去此數字的確是代表此一製程的臨界尺度，譬如邏輯製程的閘極長度（gate length）或者DRAM的半金屬間距（half metal pitch）。但是現在電晶體3D化、製程變得複雜，節點的命名代表的是依照摩爾定律演化曲線投射的電晶體數目、電晶體開關速度、功耗的等效名稱。微影技術的後續發展呢？據ASML最近的財報表示，改進的方向是往增大NA的方向，從目前的0.33增大為0.55，後者稱為高數值孔徑（high NA），可以進一步提高解析度。另一個方向是增加生產能力至220片，降低晶圓廠生產成本。理論上一個光源的解析度為其波長的2分之1，譬如EUV現在的光源波長為13.5 nm，理論上其單次曝光的殼達到的最佳解析度約略小於7 nm（重複曝光可以進一步改善解析度）。用較短波長的光源藉以達到更高解析度是以前理所當然的路徑，微影機的光源一路從g-line（436 nm）、h-line（405 nm）、i-line（365 nm）等可見光進展到KrF（248 nm）、ArF（193 nm）的深紫外光（DUV），主要的進展都是靠縮短光源波長來改進解析度的。但是從DUV遷移到EUV牽涉到結構上重大的變革，有2個重要因素。在光源方面，沒有自然的原分子可以被激發後釋放出EUV，所以必須以二氧化碳雷射去多次激發錫電漿。另外，EUV被幾乎所有的東西所吸收，包括空氣以及石英（以前用來做光罩的材料）、透鏡等，所以所有的EUV光學系統都得改成在真空中以鏡子反射式的呈像，這是一個顛覆式的重大變革。EUV的研究肇始於1990年代初，當時DUV的半導體量產機台還未導入量產呢！之所以要花20幾年的時間來研發，因為是對一個更精密系統的重新創造。而且目前的EUV是一步到位的研發。EUV的定義是波長落於10~210 nm之間的光，目前EUV的波長13.5 nm已在EUV定義的邊緣，波長再短就是x-ray了。到那時候又是另一套全新系統的開發。X-ray 也會被空氣吸收，而可能的光源之一是1990年代就提議過的同步輻射，那可又是一場全新的遊戲。所以沿著光學微影方向發展的下一步呢？比較大的可能是超高數值孔徑（hyper NA），NA=0.75，這可以讓解析度比目前至少再提高個2倍。配合其他常用的製程手段，譬如多重曝光、過度蝕刻等，看能否接近矽原子的天然解析度極限。這個路徑雖然是演化式的，但是研發經費仍然是天文數字。後面有沒有足夠的高階應用來分攤這前頭的龐大研發經費，這是個經濟問題。 

台灣以半導體與ICT產業供應鏈為主軸的科技產業，是一條沿著高速公路發展的科技廊道，在面對「全球化」的大架構下，發展初期集中於新竹以北的NB、半導體產業，在成本、效率上取得了絕對的優勢。之後，隨著產業的擴張，竹南、台中、嘉義、台南、高雄遍地開花，台灣也成就了科技島的美名。相較之下，產業多元且不乏隱形冠軍的中部企業，在發展面貌上與北部大不相同。過去在垂直分工的產業結構下，分進更勝合擊，也都各自擁有一片天。但隨著數位轉型與市場結構的變遷，從垂直分工進化為「矩陣型」產業結構的大趨勢，分進之外更要合擊，中部企業與台灣各地優勢產業的連結，開始呈現多元的面向與豐富的商機。我們想像中部精密機械業與半導體製造業之間的連結，也預期未來的電動車與醫材、生物製藥等商機中，過去多元發展，且起步較早的中部地區廠商，也會開始關切新興產業與北部、南部業者合作的可能性。在萬物聯網時代，「數位轉型」是事業成功的關鍵，中部地區的業者不可能自外於大趨勢下，而「數位轉型」的兩大要素是獨特的事業模式與不斷衍生的數位資產，如何以事業體為基礎，創造更多可以相互交流、連結的數位模組，將是台灣企業的共同挑戰。中部企業獨特的事業模式固然多有佳作，且能透過熟悉的人脈相互支援與合作，在虛實整合、矩陣連結上不難掌握優勢，但產業合作理應由內而外、由小而大，從中部往北、往外走，更是連結台灣優勢產業的重要路徑。過去中部企業會感慨「台中去台北很近，但台北到台中很遠」，關鍵在於大台北地區擁有最完整的金融與資訊服務體系，中部地區的業者不得不往北部移動以取得最好的服務。但在疫情肆虐期間，業者已經證明「在家工作」也可以創造效益，而台商回流的大潮，更是台灣北中南大串連的主要動力。根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2019~2021年第一期回流台商落實的投資金額是新台幣7,009億元，估計2022與2023年都在1,800億元左右，顯示每一家平均投資40億元的金額，將會是未來10年、20年台灣經濟成長的主力。這些返台投資的業者，不會是勞力密集，相對是知識密集、智慧製造為主的新世代企業。大肚山產創基金會與產創學院承上啟下，從初創至今，已經有超過300家企業參與，更成為中部地區最有影響力的產業團體與培訓機構。大椽（DIGITIMES）在創會榮譽董事長林佳龍與董事長施茂林、執行長廖紫岑等人的邀請下，多次擔任專題講師，對於產創學院的專業運作與企業人脈印象深刻，也祝福產創基金會能往北部、南部延伸，創造更高的產業價值。

大家都在談ChatGPT，但沒有常識的人，基本上就跟問道於盲差不多。您知道嗎？為什麼抵達印度飛機都是半夜到？除了印度是歐亞航線的中間點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3~7月間，印度白天的溫度高達攝氏40度，天氣、高度會影響飛機燃料效能，就算是半夜起降，通常也是35度上下，對航空公司而言，這會影響起降、運載能力。除了太熱之外，空氣稀薄的高海拔地區跑道也必須比較長，這是常識。做為一個台灣人，要覺得我們很幸福，完全沒有這類的困擾，甚至因為位處西太平洋中段，所以往哪兒飛，都佔盡了便宜。別小看這件事，2022年航空用油比2021年貴了55%，而油料成本超過航空運輸成本的3分之1，哪種飛機適合飛長程、飛短程，會高度影響獲利結構。台灣就在西太平洋中段，從事運籌服務有很大的優勢，現在不懂的可以問ChatGPT，但如果您能比較有深度地問問題，我想ChatGPT可以給您比較好的答案！前一段時間，媒體都在報導中國疫情嚴重，死亡人數會以百萬人計，現在大家都不吭氣了！今天聽一位經濟學家說，下一波經濟成長動能會是內需驅動，但內需驅動的品質、內涵不如出口、製造業帶來的價值，中國會不會成為2023年下半全球經濟的成長推力，查閱中國的出口數據就知道了嗎？當然不是，因為中國、香港出口（轉口）的半導體與零件，很多是台商、韓商的貢獻，如果您不知道產業結構，不能一眼看穿裡面虛假的「眉角」，您可能跟ChatGPT問錯問題，也可能找錯答案！我給自己出了一個假想題，如果鴻海董事長劉揚偉問我，如何在印度布局手機的生產基地？這個問題向ChatGPT詢問時，它給我的答案是只有2021年以前的資料，您的反應又會是什麼？其次，如果我擁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庫，我會從「蘋果的主力產品線」、「100個主力供應商」、「電子業的供應鏈分類」與「時間構面」來探索資訊的價值。我是做產業分析的老鳥，我知道客戶要什麼，所以我有能力定義問題，定義我們經營的市場，而客戶也信賴我。所以現階段我完全不擔心ChatGPT可能帶來的影響，反倒想利用新的應用科技超前部署。就一般人而言，確實從ChatGPT可以得到補充性的答案，但對於動輒百億元營收的事業體，您真的靠這樣判讀資料嗎？所以，李開復說「記者與產業分析師」將是艱困行業，對別人而言可能是對的，對DIGITIMES而言，卻不能一概而論。好的分析師要知道怎麼定義問題，而不是解答所有的問題！

在中國改革開放刺激下，印度也選擇了更開放的經濟政策。1992年4月底，我應印度電子工業部（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常務次長（Secretary）Vittle邀請，在酷暑的季節到訪德里。40度的高溫下，一週內我遍訪了當時印度最大的科技公司，並在印度的電子工業部暢談「台印產業合作之道」，那應該是台灣科技業第一次與印度的互動。30年後，我在印度駐台代表戴國瀾（Gourangalal Das）與印度外交部的邀請下，到浦那參加「亞洲經濟論壇」（Asia Economic Dialogue），並主講「The Resilience of Semiconductors and ICT Supply Chain」。2022年印度從東亞國家進口的電子產品，表面上超過8成來自中國與香港，但其中有一大半是來自台商的貢獻。由於台灣在半導體與電子產品供應鏈上具有高度的影響力，印度電子供應鏈的韌性，當然與台灣關係密切。若IMF的估計成真，2030年印度將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那毫無疑問是個A級大國，但也因為這樣的潛力，印度官員有嚴重的「大頭病」，總認為自己的國家市場這麼大，請你們來投資是來分杯羹，這是敬酒還是罰酒，外國人分不清，印度人也講不清楚。從1991年印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引了12.7兆美元的外資，而印度僅有4,680億美元。中國透過外資建立的生產體系，已經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的製造業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而光是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便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中印基於歷史的因素加上邊界爭端，導致1962年的中印戰爭，如今再怎麼努力，中印之間的矛盾得等待特殊的時機才能化解。印度面對的中國，已經不是1962年時經濟規模相近的中國。2022年中國經濟總量已達到18兆美元，幾乎是印度的6倍之多。面對這樣量體的國家，印度的艱難可想而知。從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開始，中國貸款的國家也包括國家信用欠佳的馬爾地夫，與面對環保、疫情衝擊的不丹。表面上，印度外交部長賈桑卡說，印度提供鄰近國家的援助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但中國一帶一路早已經布局妥當，加上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的爭議，這些都可能在兩岸出現關鍵變化的時候，成為中國與印度交易的籌碼，台灣不可能對這樣的可能性毫無防範。印度還有一個心腹之患是巴基斯坦，中國以「中巴經濟走廊」之名開闢一條鐵路，直通新疆的喀什，而其中有一段路將會經過中印未定界，這些爭議的領土，未來在台灣問題上，都會成為中印兩國伸縮國家主權的籌碼。在浦亞洲經濟論壇，我見證印度外交部長賈桑卡跟不丹、馬爾地夫財政部長講台上與講台下的互動。台灣做為國際社會上一個特殊，且前所未有的存在，很多國家都在摸索利用台灣，平衡與中國關係的籌碼。全世界以中國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已超過100個，偏偏大家最關心的半導體與供應鏈都掌握在台灣手上。台灣人是要嘆息「懷璧其罪」，還是要讚嘆「生逢其時」，因為只有台灣人真正在第一線觀察世界的改變！

台灣駐印度代表葛葆萱說，印度經貿部門積極與台灣接觸，希望能引介台灣廠商到印度設廠。也許很多人會說印度有市場嗎？印度的基礎建設欠佳，而印度政府會真心實意地幫台商抬轎嗎？印度政府高階官員有一個隱藏的意圖「Hidden Agenda」，就是擺脫中國的依賴。在2020年以前，印度希望中國來投資，所以說印度「Less China」，印度對中國貿易逆差已在2022年突破1,000億美元，「China Less」成為新的政治訴求。過去印度人總是跟台灣人說「台印之間談經貿便可」，但現在卻是印度官員出面要台灣官方遊說晶圓製造廠到印度設廠。在美中貿易大戰的大格局下，半導體與地緣政治的關係已經不是想像，而是正在演化的新趨勢。我拜訪印度零件公會時，公會理事長與秘書長異口同聲地說：「該是台印攜手合作的時刻了」。DIGITIMES在邦加羅爾有個特約記者，此行特別邀他在德里同行，讓他更理解DIGITIMES的運作模式與新聞操作重點，並將印度的人脈傳承給他。DIGITIMES怎麼界定採訪的範圍，並在正確的問題上追蹤提問呢？我依據台灣產業界關切的五大領域「四大電信公司、印度EMS製造大廠、印度新創獨角獸、印度軟體外包大廠、積極運作的跨國IC設計服務公司，從產業界的角度，長期追蹤並建立資料庫，那麼對於印度高科技產業的理解，就可以進入新的層次了！至於政策要不要關心呢？政府重要的招商政策唯恐天下不知，而企業需要的資訊因為所處的產業不同，前進印度的進程也可能有差異。DIGITIMES的優勢不在於幫印度政府宣傳，滿足台商基本的政策資訊需求，而是以「媒體＋顧問公司」的角色，透過專業活動促成更多台印公司的合作。台灣電子業越強，DIGITIMES伸展的空間越大。隨行的總編輯烏凌翔問我，為什麼總是可以主導全場對話的主軸。我說：「台灣產業夠強大，而我們總是基於利他的立場」思考雙邊合作之道，您以產業高度幫對手綢繆互動之道，對手怎不會喜歡您呢？

從前，台灣報關行多數只是以代理商的方式經營印度市場，直到COVID-19之前，中菲行開始經營印度市場，目前已經有40多名員工。隨著印度經濟成長的步伐，業務也穩定成長。來自台灣的報關行，當然熟悉台灣電子業的影響力與作業流程。如同海關統計資料顯現的結構，目前整個出口到印度的供應鏈，海空運都有，進印度主要是在孟買附近的深水港，如果是空運，就以德里機場附近的運籌中心當樞紐，轉運到清奈、邦加羅爾、孟買等印度大城。加爾各達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首都，優雅、鬆散的遺風仍在，加上長期是反對黨執政，似乎比較少得到關愛的眼神，韓廠樂金（LG）、現代（Hyundai）則將重心放在穆迪總理的故鄉古吉拉。印度朋友說，即將於2024年進行大選的印度，穆迪帶領的印度人民黨應該可以繼續當政，但部分州的執政黨可能換人，以印度「中央集權的聯邦制」而言，仍然會有很多變數。過去印度最被詬病的是基礎建設，但最近幾年在穩定的經濟成長力道支持下，穆迪政府大力推進各種基礎建設，上任之初曾強調要建設「100個智慧城市」，我不知道達成多少目標，但在德里與浦那的新區，都看到了高品質的新社區，這對有意經營印度市場的跨國企業是非常好的進步象徵。根據觀察與朋友經驗分享，目前不止主要城市與機場之間的連接道路已經完備，穆迪政府正在興建一個「S型」的全國高速道路網，透過這個交通網路打通印度的任督二脈。這條交通大動脈將從東部的大港清奈起步，途經邦加羅爾、浦那、孟買，再分頭前往亞美達巴德與德里。過去孟買與德里是兩個人口超過2,000萬人的超級大都會，孟買到德里的1,500公里是印度最重要的經貿路線，也讓人視為畏途，但平均時速只有25公里的鐵路交通動線，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現在時速130公里的「印度新幹線」已經完工，清奈到邦加羅爾路段也在施工當中。民主社會的印度需要考量多元價值，無法像中國一樣劍及履及，但給他們一點時間，也可以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成長動能。從1991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年均經濟成長率也有7%，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從45%降低到20%以下。德里與浦那街頭幾乎看不見無家可歸的遊民，沿街攔路要錢的人也少了許多，我在印度的微光中，看到了成長的希望。

最近ChatGPT火紅，我嘗試其不同應用。當中最有趣的是「測謊」。多次實驗後，如果在問答互動過程能提出明確問題，這個工具的確有用，就如同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的「真言套索」（Lasso of Truth）。創作神力女超人的William Marston（1893～1947）給她一件很奇怪的武器，是一條很長的套索。任何人被套上，都會說實話。這件武器是在為Marston的發明做廣告。Marston在1921年首創心臟收縮壓測技術－量度血壓和皮膚導電率，並研發出審問德國戰犯的儀器，宣稱有Marston的發明，「成功的說謊將成為失傳的藝術」。Marston最後放棄計畫，但其發明成為現代測謊儀機制的一部分。人類一直對測謊的想法著迷，甚至有一個欺騙檢測的傳言說：「如果有人在說話時抬頭和向左看，他會對你撒謊。」所謂測謊是針對口頭的陳述進行評估，檢測是否有故意不誠實的行為。評估的項目包括溝通內容和非語言線索。換言之，測謊除了提問策略外，往往再加上捕獲生理過程的技術一起使用。當我們撒謊或因疏忽而撒謊時，我們的身體往往會暴露我們的意圖。測謊專家通過受測者瞳孔擴張、臉紅以及一系列微表情和身體動作的變化，直觀地感知虛假。有些人在檢測欺騙方面非常熟練。例如撲克玩家似乎總是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在虛張聲勢。早在西元前1000年中國人就知道恐懼和擔憂會伴隨著唾液分泌減少和口乾的生理原理。其說法是，恐懼使人們癱瘓。幾個世紀後，伊拉西斯特拉圖斯（Erasistratus）通過監視神經來觀察說謊行為。然而有些人的謊言非常容易測出，有些則非常困難。人都有說謊的藝術，欲準確判斷某人是否在撒謊，可利用認知（cognitive）技術。認知技術正確掃描人們的所有表情。這種認知測謊範式有2類：第一種是心理技巧在面試時，故意造成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受測者必須在高壓下回答問題；第二種是戰略調查技術，著眼於幾種提問方法，以確定真相講述者和說謊者最不同的回答。我的國小老師最會應用認知技術，每當我很誠懇地為曠課說明理由時，她總是能抓到我的破綻。Marston之後有許多測謊機的發明。無論是人類還是測謊機，都使用啟發式方法來確定某人是否在撒謊。當涉及到個人時，沒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用來過濾資訊以確定撒謊，因此測謊機改用更可靠的量化數據，包括心率和血壓。例如大腦中有一些血管會發生血液迴圈（circulation of blood vessels）。血管的迴圈完全取決於我們的情緒。如果我們心情愉快，血液流動是正常的；如果我們處於亢進狀態，大腦中的血流量會增加。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可檢查出大腦中血管迴圈現象，判定是否說謊。機器的能力愈來愈強大，雖然並不保證是正確的，但足夠可靠，可以在司法調查使用。AI出現後，檢測謊言有更先進的方法。AI可以研究人類的行為、心理思維、身體手勢。搭配聲音和許多其他積極和消極的手勢，凡舉抬眼、身體顫抖、哭泣等，AI都可用來預測出憤怒、幸福、恐懼等不同狀態。AI的答案非常簡單、簡潔、（希望是）準確。儘管人們擔心AI技術能否正確識說謊行為，但測試顯示，人工智慧測謊機的效能優於人類審訊者。人類容易產生偏見，而機器則不會疲倦或分心，更少偏見。當AI技術再精進後，或許「成功的說謊真正會成為失傳的藝術」。 

科學家們追求真理是亙久不變的道理，因此主宰整個宇宙的上帝，便成為他們心目中真理的極致。然而，追求真理的路途是坎坷及艱辛的，這又讓科學家們深深覺得上帝的不可捉摸，而深受挫折。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大概是最有名以上帝之名，發表評論的科學家。他以「上帝不會擲骰子」，表達對於量子力學哥本哈根學派所主張機率性假說的不認同。「我打賭上帝不會是個左撇子」，出此言的是知名物理學家Wolfgang Pauli，他以提出量子力學中「不相容原理」（exclusive principle），而獲頒諾貝爾獎。這時間點發生在華人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準備以Beta衰變實驗，驗證也是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在1956年所提出的宇稱（parity）不守恆定律。宇稱的意義在於，物質的世界中，經過所謂鏡面反射，其所遵循的物理定律是一樣的，也就是物理定律存在著空間上的對稱性。楊李2位先生的理論說明在弱作用中，也就是粒子的衰變過程中，可以不遵守此守恆定律。吳健雄女士以鈷60的衰變實驗，證實只有左旋的粒子，參與此衰變反應，也證明此不守恆定律的確存在，也就是Pauli賭輸了。可惜的是，當時有好幾個實驗小組同時間進行此實驗，否則吳女士就有機會與楊李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說到上帝，最令人樂道的莫過於俗稱「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Higgs）粒子。在1960年代，任教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的Peter Higgs，在研究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時，提出一個機制可以賦予基本粒子的質量；後人就以希格斯場（Higgs Field）稱之，而這個場的量子化所衍生的就是希格斯粒子。從80年代開始，實驗物理學家紛紛提出建造更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找尋希格斯粒子。然而事與願違，尋找希格斯粒子的路途是一波三折，包括加速器的建造。因此實驗物理學家Leo Lederman，也是1988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寫了本科普書，而書名是Goddamn Particle「被上帝詛咒的粒子」，用以說明尋找希格斯粒子的挫折及挑戰。然而出版商覺得此名不妥，書名也隨後更改為「上帝的粒子」。事實上物質無所不在，而構成粒子質量的希格斯場及粒子，也就無所不在，所以被稱為上帝的粒子也不為過。到底，上帝的粒子是如何被詛咒的?首先在美國雷根政府（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時代，通過超導磁鐵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or Super-collider；SSC），利用質子對撞產生的巨大能量，尋找希格斯粒子蹤跡。這個計畫始於1987年，在美國德州70公尺的地下，開挖圓周長87公里的通道，預期經費是110億美元。很不幸到了柯林頓政府（Presidency of Bill Clinton）時期，國會否決繼續開發此案所需的經費，而將資金挪到建造國際太空站。至今在德州的草原下，仍留下長度超過22公里的地下隧道。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在1989年就已經運作大型電子及正子（Large Electron and Positron；LEP）對撞機，正子就是電子的反粒子。這是個橫跨法國及瑞士邊界，地底下175公尺，圓周長27公里的龐然大物。LEP在初期並不是為發現希格斯粒子所設計，在其所規劃的實驗中，均獲得不錯的結果。實驗物理學家則嘗試增加對撞電子及正子的能量，企圖一舉找到上帝的粒子。就在LEP幾乎達到該粒子的理論能量值時，發現幾個驚鴻一瞥的零星個案，但卻不具有完整的說服力，一步之遙令科學家們扼腕不已。CERN痛定思痛，在2000年時決心拆除LEP，在原址改建為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rdon Collider；LHC），這次是針對尋找希格斯粒子而設計，改採質子對撞。這一改就是10年光陰，以及80億美元的經費。最後終於在2012年7月，經過2組獨立的團隊，分析相關的數據，分別得到足以採信證據，宣布找到希格斯粒子。歷經超過50年努力，無數人力及資金的投入，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為浩大的科學實驗。諾貝爾委員會也隨即將2013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理論提出者Higgs及Francois Englert等2位教授。當時希格斯教授已經84歲了。愛因斯坦曾說「上帝難以捉摸，但並不心懷惡意」（Subtle is the Lord, but malicious He is not），這說明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愛因斯坦晚年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周末時間仍到研究室工作，同仁見到他勸說不必如此地辛勞，愛因斯坦的回答是「上帝禮拜天也沒有休息」。

浦那大都會區大約有600多萬人，市區有160萬人，在舊城區裡甚至有波斯人、拜火教的足跡。在孟買，波斯人叫帕西人，這裡離孟買不遠，也有波斯人選擇在浦那落腳，舊城區看得到戴小帽的穆斯林，也看到波斯人的理髮廳、寺廟。就像印度很多城市一樣，跟著新的科技投資客，浦那在核心區外圍建立新的城區，居民很多是來自印度各地的科技移民，至少在外觀上我們看不出種姓或社會地位的差異。浦那具有氣候的優勢，相較於現在進入酷暑，氣溫已經超過35度的孟買，浦那低了5度的氣溫，讓浦那有了吸引科技菁英與莘莘學子的機會。這裡有知名的醫科大學，更是科技公司聚集之處。德國企業很早就在這裡布局，汽車相關領域的企業四處可見，德國人在浦那備受歡迎，台灣人也可以。哪些事是「普世價值」呢？說得出能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貢獻，就是可以被大家讚美的普世價值。離市區大約40分鐘車程的新區，一大片掛著西門子（Siemens）的研發基地，附近是博世（Bosch），而印度在地的Infosys與Wipro、LTiMindtree，都有大批進駐的工業廠辦建築。跟隨著這些菁英的進駐，大型賣場、星巴克、麥當勞等掛著現代標記的現代商業行為，也已經悄悄出現在這個中型城市。來自台灣，在浦那大學教書的劉奇峰教授說，德國企業抱團的競爭力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廠商，根據DIGITIMES副總黃逸平的研究，在浦那地區共有32家麥當勞，也有三一冰淇淋，價格與歐洲相去不遠。從西式餐廳的密度，意味著印度正走出舊世界，迎接新的時代到來！出門萬事難，就算我們都坐在家裡等印度客人上門，也不能只知道印度的種姓制度，還得知道印度是聯邦制，有29個州，第一大州是恆河下游的北方邦，第二大州就是浦那這一州（MH）。北方邦2億人，浦那這一州1.2億人，跟河南差不多，但這裡恐怕蓋不起鄭州規模30萬人的iPhone工廠，為什麼？印度是個多種族、多元宗教並存的社會，但印度政治體系Inward-looking情況十分嚴重，相較於在中國一個工廠可以超過10萬人的規模，在印度最好不要超過2萬人，關鍵就在於要調和宗教、種姓、地域的差異。

印度有很多國際知名的家族企業，亞洲經濟論壇邀請印度本土的TATA與TVS，加上瑞士與芬蘭的家族企業，以及一位日裔美籍的IBATA芝加哥大學教授，討論在新興經濟體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中，家族企業應具備的企業社會責任。瑞士籍的全球家族企業聯合會共同主席Farhad Forbes說，大家都在談ESG，但所有的企業經營要從公司治理（Governance）起步，沒有好的公司治理，就談不上社會責任與環保價值，他強調利潤與企業經營目的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只強調這一代的利潤，下一代必然會面對龐大的成本。來自日本，研究各國疫苗政策的IBATA教授也特別強調，生態平衡的城市經營理念，而日本在創意與政府規範之間的平衡，也值得新興國家學習。芬蘭家族企業TT Gaskets集團執行長Aleksi Arpiainen是第三代少東，芬蘭是在1940年代開始飛躍成長，由於地理、天候條件的限制，芬蘭各地都有與自然共存的度假小屋。芬蘭從建國起就非常重視環保，也知道與自然共生之道。相較於其他國家，芬蘭更重視綠能，現在針對地熱等新能源的開發，並將能源連結到工業的需求，芬蘭也都是世界的翹楚。Arpiainen被問到企業是否還會傳到下一代時，特別強調該傳承的不是掛在屋頂上的招牌，而是企業價值與核心精神。我們很難要求每一代能都具備企業經營能力，但家族企業可以穩定股權結構，以經營權來傳遞價值。Arpiainen與瑞士籍的Forbes都強調「Family Inside」的概念，掌握核心價值才是經營者的第一要務，而且強調不管走到哪裡，都要用整個地球是一體的觀念來理解環保的普世價值。在印度經濟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家族企業，代表TVS集團的是集團董事，也是曾擔任過財政部常務次長（Secretary）的高柏藍（R. Gopalan）。TVS是印度最重要的摩托車供應商，在印度街頭隨處可見的嘟嘟車，很多都掛著TVS的招牌。高柏藍說，商業的本質來自價值與信賴（Business goes for value and belief），這家來自泰米爾那度省的家族企業也已經傳承超過百年，至今仍是印度的招牌企業之一。社會菁英能引導社會的進化，家族企業動見觀瞻，且可以扮演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這也是家族企業的重責大任。印度是個多元、複雜的社會，如同高柏藍說的，印度的問題不是政府單方面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