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以來，台韓亦步亦趨，從製鞋、成衣、冰箱、電視，一路打到電腦、手機、半導體。1990年代，台灣在電腦為主的產業中取得領先，台灣人很驕傲地說：「台灣人打得你死我活，躺在地上的是韓國人」。到了手機時代，南韓以CDMA通訊的宗主國為定位，結合高通（Qualcomm），將國內市場打造成全球最先進的應用場域，順勢帶動文創、網路產業的發展，南韓擁有的獨角獸企業，讓台灣人口水流了滿地，但也無力回應。至於眾所矚目的半導體，台灣專注IC設計與晶圓代工，南韓在記憶體上取得明顯的優勢，台韓各有一片天，但在設備、材料工業上也缺乏足夠的自主能力。隨著產業進化到物聯網、電動車，台韓在競爭的同時，出現更多合作商機，而這些產業演化，在兩國的進出口資料中，也可以推演出產業發展的密碼。從2022年前11個月的貿易統計資料推估，台灣電子電機產品在2022全年貿易順差大約1,300億美元，南韓可能落在800億美元左右。其中，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順差會超過900億美元，南韓則是600億美元左右。對照電子電機產品的貿易數據，可以看出台灣非電子業的順差貢獻還有400億美元，但南韓僅有200億美元。台灣不僅在規模上超越南韓，貿易品質、多元性也優於南韓。南韓仰賴大企業的產經結構，在突破關鍵技術、進行長期投資上更有優勢，但面對多元商機時，就經常捉襟見肘，一旦出現台積電這種重量級的大猩猩，又能獲得高毛利，進行長期投資時，南韓企業就難以因應了。事實上，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inics）、台積電路數接近，就算一、兩個客戶被三星搶走，也不會改變產業的經營格局。供應鏈高峰已過，2023年景氣不會在第1季回升的大環境下，南韓半導體獲利不會有太大的意外，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南韓半導體產業的順差貢獻，南韓一年逆差超過1,000億美元。如果台海生波，以台系大廠為主的供應鏈無法穩定運作，動輒2,000億~3,000億美元營運資金怎可能安然無恙？台灣人可能有「破罐破摔」的打算，但就算南韓人高嘆「池魚之殃」，恐怕也難逃戰火或經濟崩盤的威脅，一旦國際秩序重組時，南韓會是贏家嗎？南韓、台灣垮台，日本可以安然無恙，印度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嗎？不可能，如果全球經濟從東亞三國開始崩盤，南亞、非洲的窮人可能因為通膨、經濟蕭條連買糧食的錢都沒有，那麼這個現代化的世界要如何運作？台灣是全球穩定的基礎，就像「定錨」的效益一樣，別以為這個世界與我們無關，台灣活著，世界安定；台灣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這個世界也將走入另外一種運作型態。如果三星晶圓代工（Samsung Foundry）的獲利超過記憶體，而這個部門又被台積電壓著打，那麼三星的風險，甚至南韓的風險就浮現了！

受邀到東南亞影響力聯盟講課，我談到台美政府針對半導體業策略方針與學習曲線的不同。3年前，美中之間的勃谿初起，川普改變了雙邊關係，美方開始針對以半導體產業為主軸的科技產業，實施各種禁令與制裁措施。從2018年開始，我陸續出版了《巧借東風》、《科技島鏈》、《斷鏈之後》、《東方之盾》與《矽島的危與機》等五本討論科技產業與地緣政治的關係。每寫一本書，脫一層皮，但也更深入去思考美中台之間的科技產業關係。在業界朋友推薦下，除了原本熟識的政府官員之外，疫情期間美方也多次詢問美台間的產業關係，甚至在2022年11月受邀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講解美台半導體產業的關係。在多次的對話中，慢慢感覺到美方對於半導體相關議題愈來愈深入，甚至在2022年間直指核心，除了限制最先進的科技輸往中國，更限制美籍華人為中國工作，對嚮往美式生活，卻又挑戰美國國家戰略的科技專家實施各項禁令。很多人「知難而退」，以華為、中芯、長江存儲為核心的科技大廠面對很大的困難。面對美方的禁令，中國還沒有退卻的跡象，試圖從新材料、第三類半導體、人工智慧、電動車等多個有希望的科技領域找到突破口，中國的戰略也是精雕細琢，而美國的國家戰略與戰術的鋪陳，更是讓我們「開了眼界」。3年前，初聞煙硝味時，台灣產業界領袖推薦美方「專家」來訪，那時他們提的問題都是不著邊際的大問題，我還嘲弄美國人是「沒看過豬走路，也不知道豬怎麼殺的」。但美方的戰略清晰，就是要知道如何回應中國的威脅，他們不斷的詢問、修正，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會如何出招，這種戰術模糊、戰略清晰之間的拿捏，顯示了美國政府與官員的成熟。相較之下，台灣是半導體業的重鎮，半導體產業對GDP的貢獻值約13%，政府當然關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專業的政府官員對於半導體並不陌生。只是產業技術，國際形勢多變，不斷的接觸新科技、新資訊，修正國家戰略是政府的職責，17日台積電總裁魏哲家的演講，50位與會人員中，沒看到任何當朝大員參加。這些專業活動不僅僅是經濟部、國科會、數位發展部的官員應該參加，國發會、財政部、央行，甚至外交部該置身事外嗎？科技、經貿外交只能閉門造車嗎？高層沒有聽課、學習的氛圍，幹部們會當一回事嗎？日積月累，台灣戰略上的優勢，因為戰術推進的付之闕如，戰略優勢逐步消失，我們能無感嗎？講完課時，有位在底下聽課的前政府次長前來致意，並致歉。他說，我們辜負大家的期望。是的，我很不滿意！

夜裡出門散步運動，回程九點左右經過合江街夜市，看到一個年輕的師傅大刀一揮，鱈場蟹就四分五裂，鱈場蟹價格並不便宜，聽說這一攤是名店，往裡頭看果真是高朋滿座。隔幾家店，寫著「越南美食」，女主人已經收攤，但很仔細地擦拭攤位，這些人都是以簡單的勞力、努力工作與最佳性價比來贏得自己的事業。傳產業者中，認真的人到處都是，也確實有很多高手，《隱形冠軍2.0》這本書談到台灣是亞太地區隱形冠軍最多的國家。也說德國、台灣最忌諱的就是來自中國的隱形冠軍，只要中國人學會了，全世界很少廠商可以比他們做得更便宜。但中國的新創企業真的只是以成本取勝嗎？不見得！我受邀參與阿里巴巴新創社群的活動，開始理解中國大型電商扮演的角色，他們幫國際化能力不足的廠商串連國際商機，甚至投資具有高潛力的新創公司，建立整個產業生態體系。台灣的新創圈也有類似的做法，但我還是相信不要學中國那一套，只要方法相近，台灣絕無成功的機會。台灣很多傳統產業在專業領域上具有獨到之處，家族傳承的關鍵技術與資本仍然可以在市場上呼風喚雨，但也有不少企業在傳到二代、三代後出現很多問題，我們有能力解決嗎？是用知識、商業模式解決問題，還是股權大的人說了算？讀書，不一定有用；但不讀書，一定難以觸類旁通。我在「老謝看世界」節目裡談到，有位從事傳統產業的企業家說，只要人民幣與台幣等值，他也可以接受兩岸在經濟上的統一。聽起來很勇敢，很商業，但實際上卻完全不可行，一旦台灣失去經濟的主體性，台灣與中國甘肅、寧夏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我看到大聯大董事長黃偉祥推廣「控股模式」，我們會認真去理解背後的價值嗎？下個月我接受已接任台灣上市櫃廠商聯誼會理事長黃偉祥的邀請，幫所有老闆上課，我談的是「黃金十年與完美風暴」，聽眾當中也會有很多人是傳統產業的經營者，我會認真、誠懇地提出我的看法。我想起二十幾年前施振榮曾經講過：「能用先進觀念管理公司的企業，都是高科技公司」，在網路時代，還有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之別嗎？真正競爭的關鍵可能是事業模式與數位資產。

我自己創業，看起來是傳統報紙的電子時報，卻有4分之3以上的收入，是數位化內容與網路行銷貢獻，我覺得DIGITIMES最強大的是事業經營模式與數位資產，但這些優勢能與其他機構相互拉抬，共創新價值嗎？最近在錄製《勇敘時光》節目時，與幾家新創公司有些接觸，與幾位創業家對談的過程中，也激盪出許多以往不曾有過的念頭。電競選手出身的Santiago，23歲那一年因為「年紀太大」，從智利國家隊中退伍，他不甘於專長被埋沒，也看到贊助世界電競大賽的廠商中有很多台商，但為什麼台灣人無法自己籌組一個生態系，在世界的電競領域中插旗呢？Santiago跟我說，滑鼠與選手的指幅、螢幕的反應速度關係密切，我也聽宏碁總經理黃資婷說過，電競選手用的椅子都可以量身定做，甚至標價上萬美元。其實，專業能力不足，才是限制我們想像力的關鍵。我想像「電競」是未來3D Internet與元宇宙（Metaverse）的前哨戰，電競選手要求的設備品質，是否就是未來元宇宙的雛形呢？台灣電競大廠能不能善用Santiago的專長，建構一個以硬體為中心的生態系。台灣硬體製造大廠的老闆很多是我多年好友，甚至是股東，我想像的是在台灣建立一個元宇宙的實驗室。第二個案例是解決員工報帳痛點的「虛擬信用卡」服務機制。這家企業原來從事線上旅遊服務，但創辦人Jerry說，在處理帳務時發現，勞資雙方對於報帳程序都很頭痛，他們與VISA合作發行虛擬信用卡，讓報帳的員工依據公司的規範、授權範圍填寫資料後，便可以立即獲得公司撥款。如此一來，對公司而言沒有閒置資金，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也會因為行政效率而提高。但這跟DIGITIMES有任何關係嗎？是的，DIGITIMES有1,000多家會員，這些會員廠商都是台灣頂尖大廠，透過我們的會員服務機制，可以縮短Jeff的行銷過程。對新創公司而言，最大的風險是「時間」，而利用DIGITIMES的通路，建立了團購與直銷的通路，而DIGITIMES也可以透過這個管道，創造會員體系新的附加價值，客戶、服務供應商與DIGITIMES三贏。第三家新創是跨國網路民宿登錄業者AsiaYo，創辦人鄭兆剛說，疫情三年，他強化防疫旅館、露營登錄事業，但只能勉強餬口，熬過疫情之後，AsiaYo成為最早返回崗位的網路民宿登錄網頁。DIGITIMES能與AsiaYo有更多合作嗎？全球標準的旅遊行程可能有200多種，台灣能克服語言障礙，自助旅遊的產業非電子莫屬，結合DIGITIMES的會員體系，也可以深度滲透電子業的社群。常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但在新的時代，專業能力、數位資產才是侷限我們想像力的關鍵。

接到一個高中同學的電話，這位同學是京都大學的博士，他問我：「對工業區的土地有沒興趣」，我明快地說沒有。他很驚訝，以我的人脈賣工業區土地應該不難，為何一口就放棄了？我還有另一個同班同學，他是鬼才，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最近見面時，問我為何不學羅胖子，張口開課，一定可以財源滾滾，我的答案也是「No」！他們都說，你把財富往外推，難怪住不進信義計畫區！其實我很明白，自己做的是專業資訊服務業，專注的是B2B商機，如果大家知道DIGITIMES每月得保留2,000萬元以上的員工薪資獎金，可以推估公司如果靠我一個人賺錢，一個月如何做到5,000萬以上的生意呢？買賣資訊是個非常專業的工作，必須有明確的定位、適當的定價，而安定的靈魂更是不可或缺，如果心浮氣躁，注意眼前的「蠅頭小利」，那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買賣！DIGITIMES有1,000多家會員，會員年費從5萬~200多萬元不等，如果能有個機制，讓每家會員願意多付出1萬元，就可以多收入1,000萬~2,000萬元的收入。中國的羅胖子很厲害，但他是以中國14億人口當基礎，台灣沒這個人口條件，但有一點卻是中國跟不上的。台灣現在超過800家上市櫃電子公司，2022年營收大約在1兆美元左右，加上在台灣大規模運作的金融業與外商公司，只要專注提供專業服務，從他們營收中爭取到10萬分之1，就可以養活所有的員工。我跟老同學說，我要靠系統、機器賺錢，不是靠我自己當英雄賺錢。其次，電子業的知識體系與需求也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過去的知識需求可以透過「線性」、「量化」的資訊來滿足，所以我們提供資料庫查詢方法，或者將電動車供應鏈、蘋果供應鏈彙整成一套體系，節省使用者的時間，就可以爭取到很多家的客戶。但現在大家更需要的資訊是「矩陣型」的需求，提供專業服務的人更少了，從追蹤跨國的OEM訂單，到東協、南亞的投資商機，能將所有資訊串連起來，至少在人工智慧真正商業化之前，我們的資料庫會更值錢，又何必眷顧知識的「零售」商機呢？至於羅胖子，我祝福他。我常說：「職業選手，不在業餘的球場打球」，對我而言，羅胖子是業餘的場子，而彙整專業知識的高手並不多，現在是賣方市場，不是買方市場，我有機會專注特定客戶，針對他們的「職業」需求，提供專業服務。真正專業或上百億營收的電子公司，您認為他們願意花多少代價，向哪種人徵詢專業意見？如果我天天玩股票、搞房地產，您會認為我有這個專業能力、時間服務大家嗎？我過去37年累積的專業經驗，不就成了泡沫嗎？什麼人養什麼鳥，我知道，我跟羅胖子養的鳥，鐵定不同！

近年來DIGITIMES（電子時報）專業能力與特殊的市場定位，漸漸受到大家肯定與注意，來洽談合作的國內外機構愈來愈多。大的資訊機構有人買報告、也有人想買下整套授權，我們還在摸索相對關係，但事業範圍早已超越傳統媒體的想像。某家電視台傳來一個談「國際財經」的節目內容，希望我批評指教，並談談可能的合作方案。來函的是基層員工，我該回話嗎？有家「大媒體」的總經理來訪說，他們正在擴張培訓課程，但對於科技社群的掌握力、專業能力不足，希望與DIGITIMES合作，共創新局。我問他，您對DIGITIMES有多少瞭解？營收、獲利與事業的經營模式都不知道，怎可登門洽談合作商機。我從他口裡，只聽得到「短期商機」的試探，完全沒有長遠的想法，這樣能合作嗎？這樣該登門找社長談合作嗎？還有一家老牌電視台的新聞主管來電，正要開一個英語頻道，現在半導體很紅，正好美國有本半導體的新書即將在台上市，想邀黃社長上節目，未來也可以談談每月來一、兩次的合作方案。我心裡想，我出版《矽島的危與機》時，也不曾見到他們邀我上節目，矽島這本書截稿時間是裴洛西來台的9月2日，美國的書籍在經過翻譯、編輯等流程，截稿時間一定比我早。其次，我研究半導體30多年，台灣環境又好，與半導體業的資深前輩時有往來，掌握的資訊不會比美國人差，否則史丹佛大學也不會邀請我參加論壇，2月也不會有印度政府來邀我去印度講課。這些案例在台灣媒體眼中並不值錢，還覺得邀我去幫美國作者抬轎是個合理的邀請嗎？最後我說，我們已經有6.2萬名海外的英文版讀者，DIGITIMES的英文網站已經20年以上了，傳統電視台不具備專業經營科技，甚至以半導體業為核心的內容與網站。相較於傳統媒體的邀請，一個多月前《天下雜誌》總編輯陳一姍問我，是否可能兩家媒體合作，他們給我充裕的版面，請我針對2023年的產業大勢撰寫一個專題。我做了，沒有任何條件，天下經營40年，無論品質、專業與社會形象都是翹楚，寫這篇專題，也是表達我對殷創辦人與天下雜誌所有員工的敬意。一樣是媒體，對話的內容、認知的差異如天壤之別，在媒體的黑暗時代，什麼樣的營運模式才會是一個階段財經媒體的經營主流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中國發展現代半導體技術迄今已超過30幾個年頭，國家資本對於產業的支持比日、韓、台早期發展時的政府支持，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資金支持及政策優惠在產業經發展已達4分之1世紀後，仍然是現在進行式，甚至力度還在增大之中。然而發展結果與預期並不相符，至少與產業性質稍似的中國面板產業的發展結果大相逕庭。主要原因自然是半導體產業的本質較複雜，但是我想討論的，是因發展體制可能造成對於半導體產業成效的影響。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體制所影響的第一個因素，是因發展初期半導體廠資金需求相對龐大，國有資金無可避免的必須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國有資金在其投入後並未功成身退。雖然後來半導體企業開始自公開市場募取資金，國有資金仍然保有主導權。純粹利益取向的社會資金在半導體產業中無法促使企業天擇淘汰，形成完全競爭。這項因素現在已經被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官方新立的半導體研發項目在目前的規定中，對於國家資金的佔比是有最高限制的，這也許能消弭部分過去所見的不利影響。但是國家資本因為地緣政治此時的介入，只能持續的投入。目前中國的一般社會資金仍視半導體為極高風險的產業，適宜進行半導體新項目投資的，似乎只有相關連的大企業，譬如汽車、手機、家電等相關企業，具有充足資金、並追求半導體零件與系統的垂直整合利益。然而，如此的投資模式在上世紀各國經歷過長期考驗，因為與晶圓廠客戶存在利益衝突的可能，不利於晶圓廠規模經濟的成長，企業本業的管理模式也未必適用於晶圓廠管理，這是可能有副作用的權宜之計。第二個因素是企業負責人的任命，這項因素與前項因素息息相關。由於國家資本佔主導地位，負責人自然也由國家資本方指派。在過去的例子中，具有行政、管理、財務等專長的居多數。但是在高科技產業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負責人具有科技背景、產業經驗絕對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至少此現象在統計上有極其顯著的意義。此道理也很淺顯，企業負責人要具有產業技術趨勢的遠景，才能做有競爭力的長期規劃以及重要判斷。這一點日前似乎也被關注到了。從最近重整後長江存儲董事長陳南翔的任命即可以看出端倪。陳南翔具有半導體工程背景、長期產業經驗。雖然此新任命案不能說一定是新趨勢，但是至少這是一個新思維的開始嘗試。再來是人力資源的配置。目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就業人口與計畫需求還存在巨大缺口，還缺20萬人以上的差距（2022年統計估為25萬人）。但是在教育體系的供給面上，這並非是一個重大問題，中國近期微電子專業的本科生（即台灣所指的大學生）和大專生1年約有20萬人左右畢業（2020年時人數約為21萬人），這個缺口並非無法填補，要解決的是就職意願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下，許多薪資原先超過半導體的產業，如金融、銀行、網路、房產等，在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有可能逐漸被半導體超越。但是這些就業人員的專業養成過程和專業配置，即使在中國內部也是具有爭議性的議題。遲至去年（2021年），微電子才正式成為中國高校（大學）的基礎分類系別。中國的半導體從業人口，絕大部分是微電子專業、少部分是物理系，這與其他國家的遠較廣泛的專業配置—包括電機、化工、機械、材料、物理、化學、資工等—截然不同。在目前半導體產業的增值手段已從單純的製程微縮，變成較多元的製程微縮、先進封裝、創新材料，甚至再加一點點的生命科學的多元趨勢，如果人力資源過於集中於微電子專業，顯然不利於中國半導體產業更長遠的發展。另外，中國半導體產業2022年有80%的就業人口是本科／大專學歷，碩博生比相對較低，這與高科技產業的特性—以持續的研發創造新經濟價值—是有所扞格的。最後是產業規模經濟的視角。高科技產業需要持續投入研發以維持獲利競爭力，而持續的研發活動其經費自然是從營業利益中產生。要產生足夠的獨立自主研發經費，公司的營業額需要在其所在的次領域中至少佔相當比例，這個比例粗略的來說大概是世界市場的15%。從嚴格的意義上，中國目前還沒有先進的晶圓製造廠已進入了穩定的良性迴圈之中，世界市佔比最接近此比例的是中芯國際和長江存儲。這個產業宏觀考慮最近似乎也進入中國產業調整思維之中，已有幾個缺乏規模經濟的個別公司有合併的想法。至2022年10月為止的統計，中國半導體自足率僅達16.7%。中國在半導體市場基礎科研上具有相當的優勢，檢視過去體制、重新調整發展方向可能是中國半導體產業新發展階段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認識一位1980年出生的電競選手，他叫Santiago（黃智仁），家人在1970年代移民阿根廷， 他也出生於阿根廷。但家人認為他應該回台灣接受基礎教育，他在6歲時回到台灣，接受10年的基礎教育後回到阿根廷。18歲生日時，叔叔給他1萬美元當成成年禮，要他拿1萬美元去做生意。Santiago在阿根廷開了好幾家網咖，並讓自己成為傑出的電競選手，多次代表智利參加國際比賽。但在23歲那一年，他以智利國家隊的身分參賽時，在電競選手中已屬高齡，比賽時總教練突然撤換他，將比賽交給18歲的隊友，這時他知道選手生涯已到了終點，決定轉換跑道開啟第二人生。做為一個電競選手，Santiago非常明白滑鼠、螢幕、鍵盤的細節。比如說機械式的鍵盤反應更快，滑鼠的左右鍵與電競高手的手指寬幅之間有何關係，更關鍵的是，電競領域對於技術、設備的高度要求，很可能是元宇宙等下一代市場的先期應用。掌握3D Internet與雲端應用之間的關係等，都可以從電競的應用中找到切入口。從電競的頂尖賽事退下來之後，Santiago留在台灣，從採購電競設備開始，逐步召集電競高手參與比賽，目的是希望建構一個電競產業的生態系。電競設備多數來自台灣，行家都知道每一年冬季，總有幾萬人千里迢迢地飛到瑞典耶夫勒參與一場國際賽事，這場盛事的贊助商大多是台灣硬體製造商。瑞典是個只有千萬人的小國，但該國有600多家電競軟體開發商，從業員工接近7,000人，全球至少有10億人玩過瑞典的電競軟體。這場由Ubisoft主辦的賽事，參賽者必須從北美聯賽、歐洲聯賽、亞太聯賽等區域賽事逐級挑戰，才能參加最後的決賽。我們不難發現，真正主導賽局的不是參賽選手、設備供應商，而是設計遊戲規則，讓大家共同參與的人。Santiago最想做的事，就是結合台灣製造廠，共建另外一套遊戲規則或生態系。他的努力已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同，並且募集超過1.6億元的資金。行行出狀元，這個電競玩家不僅是從技術上參與比賽，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專業理解這個產業的生態系，甚至結合台灣產業，重新訂定更符合台灣實際狀態的遊戲規則。我與Santiago看似產業完全不同，但其實背後的精神、過程十分類似。我是資深產業分析師，知道怎麼做才能讓大家劍及履及的參與「知識有價」的遊戲規則。《孫子兵法》有云：「形之，敵必從之」，不只是霸權國家設計遊戲規則讓大家景仰或盲從，用在產業經營策略上，不也如此嗎？

台大電機畢業，美國名校電機博士，做過很多半導體計畫的陳孟凱，在1998年之後決定改變人生，回到台灣推廣安全的食農文化。農產品從添加很多化合物，到最接近土地，沒有任何添加物的有機農作，中間的價值差異非常明顯，在獲利的誘惑下，農產品已經非常接近標準化的工業產品了！農業的價值不僅在於GDP的價值概念，農業涵養土地，創造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人均所得已經3.5萬美元的台灣，是要用金錢驅動社會的發展，還是社會理念來運用資本的價值。老齡化是大家共同的議題，只是日本65歲以上人口佔15%的老齡社會進入到20%的超老社會，總共花了11年，而台灣僅僅7年就會達標。陳孟凱口中的「壯世代」是年過50歲的台灣人統稱，年過50歲的台灣人經歷過困頓、創造了經濟奇蹟，他們擁有高壽命、高智能、高資產「三高」。但如果以傳統觀念對待銀髮族，不再期待他們的社會價值，那就大錯特錯了。如何導引壯世代有意義地參與社會價值的創造，反倒是台灣老齡化社會應該省思的課題，讓銀髮人口參與農業的意義，也不僅是採菊東籬下的生活樂趣而已。農業絕對是高風險的產業，除了難以預測的氣候變遷之外，層層盤剝的銷售通路，都讓很多農民為了脫離困境、鋌而走險。農業、化肥的濫用，讓土地的品質驟降，現在台灣農業需要的不僅是年輕人下鄉，更應該讓富裕的老齡人口，有意義地參與農業建設。陳孟凱回到台中老家，在中清路結合幾十家優質農業的經營者，透過內部交易經營「合樸農學市集」、「樹合苑」，共同生產可以被消費者信賴的農產品。您會認為陳孟凱趕時髦、唱高調嗎？參與過半導體、電子業，都明白經濟規模、成本效益的問題，陳孟凱參與半導體業多年，怎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呢？1981年台大電機畢業的這一班，工研院劉文雄院長是孟凱的同班同學，同學中不少人在台積電，有人留在台大、清華擔任教職，但也有人放棄事業做了神父，跑到宜蘭隱居研究世界史，還有一個人在電子時報擔任總編輯（烏凌翔）。聰明早慧的孩子，出路多元，但金錢似乎不是共同的追求。讓高壽命、高智能、高資產的壯世代有意義地參與社會進化與價值的創造，是老齡化社會維持動能的關鍵要素。 

先從一張彌足珍貴的老照片談起。筆者於2014年借調國家實驗研究院營運長時，受智融基金會之邀，參與時任宏碁董事長的施振榮先生搭建之歐亞峰會平台（Europe X Asia；EXA），前往柏林參與各類型的大小會議。其中一站來到了德國媒體集團Axel Springer總部，在頂樓的展覽館裏四處閒晃，無意之間看到了這片被壓克力隔開的石塊碎片。這幀照片的主題是1989年柏林圍牆拆除時的一個碎片，相信當時有很多人都蒐藏了類似的碎片，但上面的三個簽名，是它之所以能被安置於歐洲最大媒體集團閣樓中的原因，由下順時針的簽名分別是那個波瀾壯闊年代的關鍵政治領袖：美國總統老布希、德國總理柯爾與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兩年半前，老布希的前任美國總統雷根應邀在柏林發表演說，他站在象徵凱旋的布萊登堡門下，對著豎立已超過26年的柏林圍牆，簡潔卻鏗鏘地宣示「戈巴契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呼籲的是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人道的多重命題。觀賞過電影《間諜橋》的讀者，對於凜冽的冬天都不陌生，更加刺骨的是那一道牆所隔開的世界。1980年代，在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佘契爾夫人聯手打造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架構中，那堵167.8公里的牆就顯得特別格格不入。約兩年半後，這堵牆跨了，蘇聯也瓦解了，世界頭也不回地奔向了接下去的三十年全球化。柏林圍牆倒了十年間，網路啟動了商用化契機、亞洲經歷了金融風暴、社會學家歸類的Z世代（Generation Z，指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前出生的人）新人類出現。在非典型政治人物川普出現前，世界各國狂歡沉醉於全球化所許諾的美好未來中。突然之間，美墨邊境開始築起了高牆，川普反雷根三十年前拆牆之道而行，掀起了新保護主義。繼任者拜登在2021年在大國博弈中也開始了脫鉤的政策走向，其背後是美國智庫提出的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框架。川普總統吹起了新保護主義的號角，繼任的拜登總統在政策上不僅沒有回頭的跡象，甚至巧妙地運用如《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這類法案逼得各國供應鏈不得不讓美國再度偉大。唸過國際貿易理論的人都知道，補貼是比關稅戕害自由貿易更烈的政策。看來這一波各國紛紛加碼的補貼政策，所豎立的已經超越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牆，所拆毀的已經是自由經濟的根基，鐘擺不僅擺回1980年代，甚至擺幅已達顛覆1944年布雷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System）的程度。近年來的G2博弈已延燒到數位貨幣政策，加密貨幣最近雖然有如落水狗，但難謂在未來幾年中不會改變世界金融、貿易與投資的格局。小院，不會只在美國；高牆亦然。淨零永續在歐洲已經滴答滴答預告了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的迫近，未來各國在各種貿易障礙中會運用各種名目將經濟活動在地化，因為全球化的課題並非僅僅停留在產業布局與貿易赤字的層面，更涉及選票、也關乎政治。世界貿易組織不意外地將日薄西山，反正WTO的功能距「We Talk Only」也不遠了。自由貿易遠颺了嗎？台商豈是吃素的？植基於經略國際市場的多年經驗，未受疫情的影響的布局早已深入各個新市場格局中，例如，台達電在底特律的研發中心有300人的編制，早已默默布局美國的電動車充電樁生態系。但各種策略正在動態對應各種法令環境的巨變。針對四十年來牆的變遷，謹提出二個巨變中的智能對案芻議：對案一：加速工業4.0的進程。分散式在地化的產業鏈相較於前一代集中式全球化的產業鏈一定有得有失，但唯一不變的重點就是如何將IT與OT進一步融合！智慧製造在各種智慧應用中堪稱是最緩慢的一個區塊，好不容易建置個關燈工廠或有個入列「燈塔工廠」的消息，總是被大肆宣揚，但那只是一個里程碑，並非終點。對案二：統籌全球在地化布局。全球在地化要兼具彈性（或更夯的韌性）供應體系，同時保有成本優勢，並非一件易事。台商若欲延續製造優勢，是必須要強化IT（線上、虛擬、軟體）的優勢，以全球化戰情室連結各地流程與循環，異質資料庫的資料交換將是管理決策的致勝關鍵。從資料庫著手，導入智能決策工具，才能兼得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優勢，方能成為下一代的霸主。《新聞小辭典》布雷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System）：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