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台灣報關行多數只是以代理商的方式經營印度市場，直到COVID-19之前，中菲行開始經營印度市場，目前已經有40多名員工。隨著印度經濟成長的步伐，業務也穩定成長。來自台灣的報關行，當然熟悉台灣電子業的影響力與作業流程。如同海關統計資料顯現的結構，目前整個出口到印度的供應鏈，海空運都有，進印度主要是在孟買附近的深水港，如果是空運，就以德里機場附近的運籌中心當樞紐，轉運到清奈、邦加羅爾、孟買等印度大城。加爾各達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首都，優雅、鬆散的遺風仍在，加上長期是反對黨執政，似乎比較少得到關愛的眼神，韓廠樂金（LG）、現代（Hyundai）則將重心放在穆迪總理的故鄉古吉拉。印度朋友說，即將於2024年進行大選的印度，穆迪帶領的印度人民黨應該可以繼續當政，但部分州的執政黨可能換人，以印度「中央集權的聯邦制」而言，仍然會有很多變數。過去印度最被詬病的是基礎建設，但最近幾年在穩定的經濟成長力道支持下，穆迪政府大力推進各種基礎建設，上任之初曾強調要建設「100個智慧城市」，我不知道達成多少目標，但在德里與浦那的新區，都看到了高品質的新社區，這對有意經營印度市場的跨國企業是非常好的進步象徵。根據觀察與朋友經驗分享，目前不止主要城市與機場之間的連接道路已經完備，穆迪政府正在興建一個「S型」的全國高速道路網，透過這個交通網路打通印度的任督二脈。這條交通大動脈將從東部的大港清奈起步，途經邦加羅爾、浦那、孟買，再分頭前往亞美達巴德與德里。過去孟買與德里是兩個人口超過2,000萬人的超級大都會，孟買到德里的1,500公里是印度最重要的經貿路線，也讓人視為畏途，但平均時速只有25公里的鐵路交通動線，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現在時速130公里的「印度新幹線」已經完工，清奈到邦加羅爾路段也在施工當中。民主社會的印度需要考量多元價值，無法像中國一樣劍及履及，但給他們一點時間，也可以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成長動能。從1991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年均經濟成長率也有7%，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從45%降低到20%以下。德里與浦那街頭幾乎看不見無家可歸的遊民，沿街攔路要錢的人也少了許多，我在印度的微光中，看到了成長的希望。

最近ChatGPT火紅，我嘗試其不同應用。當中最有趣的是「測謊」。多次實驗後，如果在問答互動過程能提出明確問題，這個工具的確有用，就如同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的「真言套索」（Lasso of Truth）。創作神力女超人的William Marston（1893～1947）給她一件很奇怪的武器，是一條很長的套索。任何人被套上，都會說實話。這件武器是在為Marston的發明做廣告。Marston在1921年首創心臟收縮壓測技術－量度血壓和皮膚導電率，並研發出審問德國戰犯的儀器，宣稱有Marston的發明，「成功的說謊將成為失傳的藝術」。Marston最後放棄計畫，但其發明成為現代測謊儀機制的一部分。人類一直對測謊的想法著迷，甚至有一個欺騙檢測的傳言說：「如果有人在說話時抬頭和向左看，他會對你撒謊。」所謂測謊是針對口頭的陳述進行評估，檢測是否有故意不誠實的行為。評估的項目包括溝通內容和非語言線索。換言之，測謊除了提問策略外，往往再加上捕獲生理過程的技術一起使用。當我們撒謊或因疏忽而撒謊時，我們的身體往往會暴露我們的意圖。測謊專家通過受測者瞳孔擴張、臉紅以及一系列微表情和身體動作的變化，直觀地感知虛假。有些人在檢測欺騙方面非常熟練。例如撲克玩家似乎總是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在虛張聲勢。早在西元前1000年中國人就知道恐懼和擔憂會伴隨著唾液分泌減少和口乾的生理原理。其說法是，恐懼使人們癱瘓。幾個世紀後，伊拉西斯特拉圖斯（Erasistratus）通過監視神經來觀察說謊行為。然而有些人的謊言非常容易測出，有些則非常困難。人都有說謊的藝術，欲準確判斷某人是否在撒謊，可利用認知（cognitive）技術。認知技術正確掃描人們的所有表情。這種認知測謊範式有2類：第一種是心理技巧在面試時，故意造成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受測者必須在高壓下回答問題；第二種是戰略調查技術，著眼於幾種提問方法，以確定真相講述者和說謊者最不同的回答。我的國小老師最會應用認知技術，每當我很誠懇地為曠課說明理由時，她總是能抓到我的破綻。Marston之後有許多測謊機的發明。無論是人類還是測謊機，都使用啟發式方法來確定某人是否在撒謊。當涉及到個人時，沒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用來過濾資訊以確定撒謊，因此測謊機改用更可靠的量化數據，包括心率和血壓。例如大腦中有一些血管會發生血液迴圈（circulation of blood vessels）。血管的迴圈完全取決於我們的情緒。如果我們心情愉快，血液流動是正常的；如果我們處於亢進狀態，大腦中的血流量會增加。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可檢查出大腦中血管迴圈現象，判定是否說謊。機器的能力愈來愈強大，雖然並不保證是正確的，但足夠可靠，可以在司法調查使用。AI出現後，檢測謊言有更先進的方法。AI可以研究人類的行為、心理思維、身體手勢。搭配聲音和許多其他積極和消極的手勢，凡舉抬眼、身體顫抖、哭泣等，AI都可用來預測出憤怒、幸福、恐懼等不同狀態。AI的答案非常簡單、簡潔、（希望是）準確。儘管人們擔心AI技術能否正確識說謊行為，但測試顯示，人工智慧測謊機的效能優於人類審訊者。人類容易產生偏見，而機器則不會疲倦或分心，更少偏見。當AI技術再精進後，或許「成功的說謊真正會成為失傳的藝術」。

科學家們追求真理是亙久不變的道理，因此主宰整個宇宙的上帝，便成為他們心目中真理的極致。然而，追求真理的路途是坎坷及艱辛的，這又讓科學家們深深覺得上帝的不可捉摸，而深受挫折。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大概是最有名以上帝之名，發表評論的科學家。他以「上帝不會擲骰子」，表達對於量子力學哥本哈根學派所主張機率性假說的不認同。「我打賭上帝不會是個左撇子」，出此言的是知名物理學家Wolfgang Pauli，他以提出量子力學中「不相容原理」（exclusive principle），而獲頒諾貝爾獎。這時間點發生在華人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準備以Beta衰變實驗，驗證也是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在1956年所提出的宇稱（parity）不守恆定律。宇稱的意義在於，物質的世界中，經過所謂鏡面反射，其所遵循的物理定律是一樣的，也就是物理定律存在著空間上的對稱性。楊李2位先生的理論說明在弱作用中，也就是粒子的衰變過程中，可以不遵守此守恆定律。吳健雄女士以鈷60的衰變實驗，證實只有左旋的粒子，參與此衰變反應，也證明此不守恆定律的確存在，也就是Pauli賭輸了。可惜的是，當時有好幾個實驗小組同時間進行此實驗，否則吳女士就有機會與楊李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說到上帝，最令人樂道的莫過於俗稱「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Higgs）粒子。在1960年代，任教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的Peter Higgs，在研究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時，提出一個機制可以賦予基本粒子的質量；後人就以希格斯場（Higgs Field）稱之，而這個場的量子化所衍生的就是希格斯粒子。從80年代開始，實驗物理學家紛紛提出建造更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找尋希格斯粒子。然而事與願違，尋找希格斯粒子的路途是一波三折，包括加速器的建造。因此實驗物理學家Leo Lederman，也是1988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寫了本科普書，而書名是Goddamn Particle「被上帝詛咒的粒子」，用以說明尋找希格斯粒子的挫折及挑戰。然而出版商覺得此名不妥，書名也隨後更改為「上帝的粒子」。事實上物質無所不在，而構成粒子質量的希格斯場及粒子，也就無所不在，所以被稱為上帝的粒子也不為過。到底，上帝的粒子是如何被詛咒的?首先在美國雷根政府（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時代，通過超導磁鐵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or Super-collider；SSC），利用質子對撞產生的巨大能量，尋找希格斯粒子蹤跡。這個計畫始於1987年，在美國德州70公尺的地下，開挖圓周長87公里的通道，預期經費是110億美元。很不幸到了柯林頓政府（Presidency of Bill Clinton）時期，國會否決繼續開發此案所需的經費，而將資金挪到建造國際太空站。至今在德州的草原下，仍留下長度超過22公里的地下隧道。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在1989年就已經運作大型電子及正子（Large Electron and Positron；LEP）對撞機，正子就是電子的反粒子。這是個橫跨法國及瑞士邊界，地底下175公尺，圓周長27公里的龐然大物。LEP在初期並不是為發現希格斯粒子所設計，在其所規劃的實驗中，均獲得不錯的結果。實驗物理學家則嘗試增加對撞電子及正子的能量，企圖一舉找到上帝的粒子。就在LEP幾乎達到該粒子的理論能量值時，發現幾個驚鴻一瞥的零星個案，但卻不具有完整的說服力，一步之遙令科學家們扼腕不已。CERN痛定思痛，在2000年時決心拆除LEP，在原址改建為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rdon Collider；LHC），這次是針對尋找希格斯粒子而設計，改採質子對撞。這一改就是10年光陰，以及80億美元的經費。最後終於在2012年7月，經過2組獨立的團隊，分析相關的數據，分別得到足以採信證據，宣布找到希格斯粒子。歷經超過50年努力，無數人力及資金的投入，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為浩大的科學實驗。諾貝爾委員會也隨即將2013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理論提出者Higgs及Francois Englert等2位教授。當時希格斯教授已經84歲了。愛因斯坦曾說「上帝難以捉摸，但並不心懷惡意」（Subtle is the Lord, but malicious He is not），這說明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愛因斯坦晚年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周末時間仍到研究室工作，同仁見到他勸說不必如此地辛勞，愛因斯坦的回答是「上帝禮拜天也沒有休息」。

浦那大都會區大約有600多萬人，市區有160萬人，在舊城區裡甚至有波斯人、拜火教的足跡。在孟買，波斯人叫帕西人，這裡離孟買不遠，也有波斯人選擇在浦那落腳，舊城區看得到戴小帽的穆斯林，也看到波斯人的理髮廳、寺廟。就像印度很多城市一樣，跟著新的科技投資客，浦那在核心區外圍建立新的城區，居民很多是來自印度各地的科技移民，至少在外觀上我們看不出種姓或社會地位的差異。浦那具有氣候的優勢，相較於現在進入酷暑，氣溫已經超過35度的孟買，浦那低了5度的氣溫，讓浦那有了吸引科技菁英與莘莘學子的機會。這裡有知名的醫科大學，更是科技公司聚集之處。德國企業很早就在這裡布局，汽車相關領域的企業四處可見，德國人在浦那備受歡迎，台灣人也可以。哪些事是「普世價值」呢？說得出能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貢獻，就是可以被大家讚美的普世價值。離市區大約40分鐘車程的新區，一大片掛著西門子（Siemens）的研發基地，附近是博世（Bosch），而印度在地的Infosys與Wipro、LTiMindtree，都有大批進駐的工業廠辦建築。跟隨著這些菁英的進駐，大型賣場、星巴克、麥當勞等掛著現代標記的現代商業行為，也已經悄悄出現在這個中型城市。來自台灣，在浦那大學教書的劉奇峰教授說，德國企業抱團的競爭力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廠商，根據DIGITIMES副總黃逸平的研究，在浦那地區共有32家麥當勞，也有三一冰淇淋，價格與歐洲相去不遠。從西式餐廳的密度，意味著印度正走出舊世界，迎接新的時代到來！出門萬事難，就算我們都坐在家裡等印度客人上門，也不能只知道印度的種姓制度，還得知道印度是聯邦制，有29個州，第一大州是恆河下游的北方邦，第二大州就是浦那這一州（MH）。北方邦2億人，浦那這一州1.2億人，跟河南差不多，但這裡恐怕蓋不起鄭州規模30萬人的iPhone工廠，為什麼？印度是個多種族、多元宗教並存的社會，但印度政治體系Inward-looking情況十分嚴重，相較於在中國一個工廠可以超過10萬人的規模，在印度最好不要超過2萬人，關鍵就在於要調和宗教、種姓、地域的差異。

印度有很多國際知名的家族企業，亞洲經濟論壇邀請印度本土的TATA與TVS，加上瑞士與芬蘭的家族企業，以及一位日裔美籍的IBATA芝加哥大學教授，討論在新興經濟體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中，家族企業應具備的企業社會責任。瑞士籍的全球家族企業聯合會共同主席Farhad Forbes說，大家都在談ESG，但所有的企業經營要從公司治理（Governance）起步，沒有好的公司治理，就談不上社會責任與環保價值，他強調利潤與企業經營目的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只強調這一代的利潤，下一代必然會面對龐大的成本。來自日本，研究各國疫苗政策的IBATA教授也特別強調，生態平衡的城市經營理念，而日本在創意與政府規範之間的平衡，也值得新興國家學習。芬蘭家族企業TT Gaskets集團執行長Aleksi Arpiainen是第三代少東，芬蘭是在1940年代開始飛躍成長，由於地理、天候條件的限制，芬蘭各地都有與自然共存的度假小屋。芬蘭從建國起就非常重視環保，也知道與自然共生之道。相較於其他國家，芬蘭更重視綠能，現在針對地熱等新能源的開發，並將能源連結到工業的需求，芬蘭也都是世界的翹楚。Arpiainen被問到企業是否還會傳到下一代時，特別強調該傳承的不是掛在屋頂上的招牌，而是企業價值與核心精神。我們很難要求每一代能都具備企業經營能力，但家族企業可以穩定股權結構，以經營權來傳遞價值。Arpiainen與瑞士籍的Forbes都強調「Family Inside」的概念，掌握核心價值才是經營者的第一要務，而且強調不管走到哪裡，都要用整個地球是一體的觀念來理解環保的普世價值。在印度經濟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家族企業，代表TVS集團的是集團董事，也是曾擔任過財政部常務次長（Secretary）的高柏藍（R. Gopalan）。TVS是印度最重要的摩托車供應商，在印度街頭隨處可見的嘟嘟車，很多都掛著TVS的招牌。高柏藍說，商業的本質來自價值與信賴（Business goes for value and belief），這家來自泰米爾那度省的家族企業也已經傳承超過百年，至今仍是印度的招牌企業之一。社會菁英能引導社會的進化，家族企業動見觀瞻，且可以扮演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這也是家族企業的重責大任。印度是個多元、複雜的社會，如同高柏藍說的，印度的問題不是政府單方面可以解決的。

就像ChatGPT一樣，元宇宙也充滿了想像力與潛在的市場商機。根據麥肯錫（McKinsey）新加坡技術專家Chau Nguyen指出，2022年全球元宇宙商機大約在2,000億~3,000億美元，目前80%是消費性市場，20%則是企業應用的商機，估計到2030年將達4兆美元，企業用比重將提高到30%。一般而言，消費性質的元宇宙應用集中在遊戲領域，但未來從教育、體育、醫療、零售都可能融入能與生活串連的元宇宙商機。例如，走入球場可以知道每個球員的背景資料，透過鏡頭追蹤球員動態，甚至連結各購物平台。也可能透過Google地圖服務，進入3D、4D的情境，在超商、購物中心與商品、供應商進行更多的連結。如同ChatGPT一樣，它們都可能成為驅動下一代商機的核心力量。對晶圓製造廠而言，用掉最多運算能力的應用就是好的商機，那對印度而言，元宇宙意味著什麼樣的產業發展契機呢？元宇宙應用具有多元變化的特性，簡單說就是人性行為的再深化，應用光譜就像地球上80億人行為光譜一樣的複雜，參與角逐者要重視的不是銷售機器的Push，而是入口與應用介面能讓使用者、消費者覺得親近、好用，這時本土市場的規模與精緻程度，就會影響廠商參與。Chau Nguyen指出，亞洲年輕一代對電子設備的運用比美歐毫不遜色，而亞洲新興國家，特別是印度擁有龐大人口，市場商機毋庸置疑。我認為這是印度的第一大優勢。其次，印度擁有最龐大的軟體人才，各種需要標註或龐大人力的軟體基礎工作，印度也是很好的選擇。第三是不在檯面上的優勢，矽谷的科技領袖終究有一天會與印度進行更多的連結，而這個時機已經近在眼前。一旦這三者高度串連，印度將成為元宇宙最重要的國度。但印度的科技產業有沒有短板，或者短期內無法突破的障礙呢？有的，就是硬體的設計與以半導體為核心的製造能力。無論是資料中心伺服器的微處理器，還是NB、顯示設備與各種AR/VR設備的生產，沒有台商很難成局。印度心知肚明，已經針對半導體與ICT供應鏈的發展進行整個生態系的規劃，中國崛起、中國模式，都是印度取材學習的典範，但最成功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模式在台灣與南韓。可以想見，半導體招商的對象不是南韓，就是台灣，但英特爾（Intel）會是程咬金嗎？台灣如何理解前進印度的時機呢？

台灣的半導體與ICT供應鏈，經歷過將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如今已經成長茁壯。只做代工的台灣，重要性被低估了，如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這是「Inside-out」。新加坡的半導體工業也有9座半導體工廠，產業實力也不容小覷，只是新加坡的半導體工業，仰賴的是跨國企業的投資，缺乏由內而外、逐步成局的過程中，按部就班學習的經驗。新加坡談起半導體工業，多數的議題只是在水電人才，很難建構自己的產業論述，也沒有完整的產業統計與資訊發布系統，因此最需要的是「Outside-in」的功夫。門裡、門外的差異，在台灣與新加坡產業的內涵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前往印度浦那的路上，路過新加坡拜訪新加坡半導體產業協會（SSIA），這個協會有200家會員，理監事成員來自各大外資企業的經理人，協會負責人是來自GlobalFoundries的Ann Wee Seng。同樣來自半導體業，我們講的都是「行話」，對話的內容非常容易對焦，他們也都明白「去全球化」對產業可能帶來的影響。在全球化時代，新加坡利用官僚系統的效率、靈活的獎勵措施，創造出與鄰近國家非常不同的形象，進而成為跨國企業經營東協南亞的樞紐。大聯大的南亞東協總部就在新加坡，他們將核心客戶區分為TBM、CBM與MBM，MBM指的是「Multinational Based Manufacturers」的縮寫。相較於台灣與中國謹守「Taiwanese」與「Chinese Based」的概念，小小的新加坡，以國際市場當成思考產業的格局，推演出來的政策也是以此為基礎。在「去全球化」的新時代，新加坡面對的挑戰很多，他們不過度期待中國的投資，中國的企業習慣於跟政府「要政策」，出國比賽，大家面對一樣的情境時，中國公司出國的意願就不像在家裡那樣強大了！洗錢、大基金的背景，都有正、負面不同的意涵，中國採取外匯管制措施，資金無法自由流動，進了中國的錢，從中國生產基地賺到的錢不一定出得來。加上「中國夢」的想像，外資是「Outside-in」，中國本土業者想的是「Inside-out」，把錢「潤」出來，反倒是產業界熱門的話題。對新加坡而言，真正該做的是扶持鄰近的東協國家，發展由內而外，能結合人口優勢的在地應用。PC與手機產業都是Top-down決定大訂單的流向，但電動車、車聯網都有「Bottom-up」的機會。區域型的生產體系很重要，在地的論述與產業基礎更是關鍵，但東協國家如果還在期待外資，那麼這些外資大廠會將核心的價值留在自己本國，無論是Taiwanese或是Chinese Based的經營邏輯，對東協南亞國家的幫助其實非常有限。看起來這一波「去全球化」的過程，似乎給東協南亞國家帶來很大的商機，但回顧過去半世紀的發展過程，真正把「高附加價值」電子產業發展出來的國家，其實僅有中美日韓台等少數幾個。擁有9座半導體廠的新加坡其實還在門外，在水電都會面對很大壓力的國家，產業的發展戰略也不會一成不變。

為了吸引別人注意，經濟學家總是會說，我們活在「Edge of Unknown」，至於哪些事情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當然是通貨膨脹、戰爭威脅、疫情後續的影響等，聽起來大同小異，仔細聆聽還是可以找到差異，並豐富我們思考問題的能力。通膨的壓力下，歐美展現較佳的因應能力，中國在疫情後將採取經濟激勵措施，只是過去都以基礎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在這一波變動中，服務業將是關鍵。印度經濟學家深信，全球的貿易結構正在改變，過去全球化的商品貿易正在減少，增加的也是服務型的出口。2000~2010年間，全球貿易每年以6%的速度增加，但2010年之後減緩到5%，而2020年代可能只有4%。這不是經濟風暴的數據，但卻是跨國貿易逐漸放緩的大趨勢。在地的投資應該被鼓勵，而區域化的生產將會變成關鍵主流，對印度而言，貨幣匯率的穩定也是一大考驗。我們可以理解，印度在疫情期間展現強大的經濟動能，特別是在「Work from Home」的大趨勢下，以數據服務為出口主力的印度，展現了強大的經濟動能，目前甚至出現單月出口160億美元軟體服務的耀眼成績。與會的巴西大使Marcos Caramuru，也曾經是巴西駐中國大使，他提到拉丁美洲國家視通膨為常態，他認為這次中國重建經濟動能，重點不會是基礎建設，而是服務業的品質提升與內需市場的價值。中國復甦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復甦，但中國特殊的經濟手段，背後隱藏很多看不見的風險與危機。與會的經濟學家都強調現在不是「Normal situation」，全球貿易的動能正在減緩，在不效率的投資驅動下，成本將會墊高，利潤將被壓縮，各國政府都必須掌握如何創造工作機會，在地的生產活動自然將成為各國政府關切的焦點。服務業固然重要，但沒有吸收大量勞動力的製造業，經濟失衡已經可以預期。這時跨國的合作也將更為重要。就在我離開印度那一天，鴻海董事長再度訪問印度，也與印度總理穆迪二次會議，而會議之後鴻海便傳出將在印度設置汽車生產基地的說法。簡言之，印度期待鴻海集團協助建構ICT產業供應鏈，而鴻海則期待印度提供鴻海在當地的電動車市場商機。

基於台灣特殊的國際地位，國人並不常有機會出現在外交場合。亞洲經濟論壇開幕儀式之後，是印度外交部長賈桑卡（S. Jaishankar）領銜，與不丹、馬爾地夫財政部長探索南亞經濟的時段，在場的還有巴西駐印度大使，主持人則是印度駐巴基斯坦、中國、不丹等國大使的本巴威（Gautam Bambawale），我是個局外人，但卻在第一線見證南亞國家部長們的互動。賈桑卡說，與鄰國的互動是第一要務，其次是偕同主要國家面對疫情、通膨的壓力，這些背後都有經濟議題。2023年是印度舉辦G20的重要年度，這個以解決全球經濟問題為核心的大型國際會議，以及超過200場的實務會議，將會是讓各國正確理解印度的最佳時機。印度即將在2030年成為全球經濟第三大國，在舉辦G20這種大型活動時，不可能只以區域性的角度觀察世界的改變。事實上，南亞國家都與印度維持深度的夥伴關係，印度是馬爾地夫與不丹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與觀光客來源。但鄰近的不丹、馬爾地夫都深受氣候變遷、通膨之苦，小型的經濟體更容易受到總體環境變化的衝擊。過去幾年馬爾地夫瀕臨破產，賈桑卡說現在印度對馬爾地夫與不丹的投資規模是前所未有。印度協助馬爾地夫在南北兩地各興建一個可以一年吞吐200萬旅客的機場，這是對以觀光業維生的馬爾地夫最佳的投資。不丹也感謝印度的協助，「Everything comes in order」這是他們共同的期望。曾擔任印度駐巴基斯坦特使的本巴威在論壇結束之前問賈桑卡，對於近期巴基斯坦的困境提問印度方面的態度。賈桑卡說，沒有人喜歡與鄰國怒目相向，印巴之間必須找到共同的利益。會後，每個講師都拿到兩本書，其中一本是主持人本巴威寫的《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而我前一天在書店買到的是《India's China Challenge》。顯然，研究中國的崛起與印度的因應之道，在印度方興未艾！在論壇中，有幾位印度經濟學家都提出貨品的跨國交易將會減少，在地生產將會增加，如何鼓舞本地業者建構連結品牌與應用服務的產業系統，佐以台灣的產業生態系就可以振臂高飛。我建議印度政府到台灣說服政府將新竹園區的海外分區設在印度，台商需要一個完整服務系統，在人生地不熟的印度可以相互支援，降低不確定性。最後，我建議台印之間要建立資訊交流體系，在邀請同台的IT Secretary到台北參加「亞洲高峰論壇」，這是DIGITIMES民間自己辦的活動，會更容易邀請到合適的講者！

2022年亞洲經濟對話論壇（Asia Economic Dialogue）請到主講貴賓，是印度第一大富豪阿達尼（Gautam Adani），2023年的神秘嘉賓是印度科技教父，也是印度第一大軟體公司Infosys創辦人、英國首相蘇納克的岳父穆爾蒂（Narayana Murthy）。20年前，穆爾蒂、南韓科技部長裴旬勳與我，一起接受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邀請，到沖繩分享台印韓成功的產業發展經驗，如今在普那再度同台講課，非常高興看到穆爾蒂功成名就，備受印度與國際社會尊敬。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在法國待了幾年之後，穆爾蒂在1974年回到印度，並創辦了Infosys。主持人問：您為何回到印度？「我希望把能量貢獻給印度社會」，穆爾蒂答得簡單明瞭！主持人又問穆爾蒂：「您為何與眾不同，您如何成就自己？」穆爾蒂說，從小父母親就告訴他，這個世界比你聰明的人比比皆是，要謙虛面對這個世界。「零基思維」是他的座右銘，每件事都思考前因後果，不要以為印度什麼都有，一個2,000美元年均所得的國家，基本上是貧窮，能善用的是人的腦力。77歲的他，給了聰明睿智的答案，也談到了AI、ChatGPT，及對中國的觀察。他說，無論是AI、ChatGPT都是在特殊領域的應用科技，這些影響將是局部性的，對印度而言，物聯網的重要性更高。確實，印度的優勢是「市場潛力與人才資源」。穆爾蒂說科技之前，人人平等，他以ATM為例，在ATM前排隊領錢的人，不會因為你是總理、部長還是庶民百姓而有所不同。印度最大的機會來自科技，用科技貫穿社會價值，讓大家回到誠實、透明、效率的正軌上，印度可以比中國有更好的機會，但印度得跟中國學習。2006年時，穆爾蒂訪問上海，市長邀請他在家裡早餐，他提出希望能在浦東找一塊25英畝的地，做為Infosys在中國的基地。市長說，會在明日下午五點之前，提供三個選擇讓Infosys做決定。結果當天下午四點就接到明確告知三個候選地點的通知，Infosys就此落腳中國。我們再次理解，企業界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官員，不是解釋問題的官員。1978年時，中印兩國的經濟體量十分接近，但現在中國是印度的6~7倍。與會人士問他，對於環保議題有無提示？他說，我已經老了，印度的未來在你們肩膀上。企業要針對人才的能力進行更大投資，Infosys一度曾經創造稅後純利31%的佳績，靠的是對人才的投資。毫無疑問，穆爾蒂是印度的國家英雄，而他總是告訴大家，他只是幸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