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億人口的非洲，一年超過2億支手機需求，這台灣人視而不見的商機，在中國傳音的經營下卓然有成。沒有人真正探索過前因後果，以及台灣公司為何錯過？2000年千禧年剛過，中國寧波出現了名為「波導」的手機品牌，這個在地企業拿到第一桶金之後分裂成兩個系統，一個做房地產去了，另一個系統在竺兆江的帶領下，把技術、管銷的核心幹部帶到深圳，並在2007年創立傳音，開始了十幾年的非洲長征。2008年以後的中國，在北京奧運、一帶一路的加持下，華為、中興開始了新興國家的基礎建設工程，這對希望在新興市場打下根基的傳音而言，是個千載難逢的契機。有了不可或缺的網路電信基礎建設，甚至是全套移植自中國的營運模式，這一批中國商人相信，只要找到立足點就可以在荒蕪的市場中找到落腳契機。是的，他們成功在不穿鞋的非洲人當中，尋找銷售各類鞋子的契機。過去大眾媒體報導的非洲，可能是難民外流，危害南歐社會安定的源頭，很少人花心思去理解非洲真實的面貌，鄉下、邊界或許還是待墾荒的處女市場，但在首都等都會區，其實與北非、南亞相去不遠。基本上，非洲應該區分為與南歐高度互動的北非，以及自認為不是真正非洲，荷蘭人、英國人仍有一定勢力的南非。過去傳統「Sub-Saharan Africa」的概念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荒蕪大地，但真正細分的話，還得分為英屬東非、法屬西非，以及鄰近南非的幾個國家。傳音初唱傳音從東非5,000萬人口的肯亞起步，據說第一年就賣掉400萬支的手機，之後從肯亞慢慢向奈及利亞、衣索比亞、烏干達擴張。傳音採取的策略是與在地通路商合作，聯合華強北山寨機的生態系各自發揮優勢，也各取所需。來自中國的商人擔任大盤商，在地通路、資金、銷售，都是由當地熟悉風俗民情的合作夥伴經營。賺到錢之後，這些商人又開始投資房地產，據說蘇丹與索馬利亞地方勢力的不法所得很多進了肯亞等地的房地產，如此自己建構一個生態系。這種草莽的商機，台灣人、南韓人做不到，而蘋果（Apple）、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也不願意降格以求，拉低自己的品牌層次。根據IDC資料顯示，2022年第4季，以Tecno、Itel、Infinix等不同品牌銷售手機的傳音，在非洲市佔率已經超過4成，並將事業版圖擴張到情況類似的巴基斯坦、孟加拉。手機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主打單價200美元以下的手機，買賣方式必然超越西方正規系統的想像，當然也硬擠出一塊鐵板商機。我想到一句台灣俚語：「雞卵密密也有縫」，路是人走出來的，中國人在非洲走出屬於自己的路，賣零件的台灣人，至少也得知道來龍去脈！ 

2020年後，IC設計業同業購併案例大幅減少，反倒從IC設計業購併軟體業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據統計，IC設計業購併同業的案例從2009年的67件，減少到2021年的21件，但IC設計業購併軟體業的案例卻出現了17個案例。超微（AMD）在2022年宣布購併資料中心軟體平台商Pensando，希望能提高資料中心市場的影響力，並強化與英特爾（Intel）對抗的強度。高通（Qualcomm）在2022年購併車用軟體公司Veoneer與Arriver，NVIDIA則購併了Excelero。而前十大IC設計公司的購併範例，以博通（Broadcom）購併VMware與賽門鐵克（Symantec）最為知名。我們試著深度理解博通在AIoT時代的重心轉移與未來的經營策略，提供還掙扎於要與中國IC設計在成熟製程上短兵相接的台灣IC設計業者。過去的半導體業是個技術掛帥的產業，上下游之間是種線性關係，上游設計產品，委託代工廠商交給組裝大廠，基本上就完成整個供應鏈的運作流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成為橫向應用的顯學之後，兩者之間的力量相互拉扯，企業也可以在兩者之間找出適當的平衡點，做為新世代產品的市場定位。但更高明的廠商在布局跨業、跨區、跨領域的商機之前，先行思考軟硬整合、體制改造的工作。以博通為例，2021年以610億美元購併雲端虛擬架構公司VMware，以利協助客戶建立虛擬化服務時，各種投資的機器設備可以被運用到最佳化的狀態。另外，在串連服務體系的過程中，資安成為關鍵議題，博通在2019年以107億美元購併賽門鐵克，但這些動作都是斧鑿的痕跡，也給台灣專注量產製造，或者成熟製程的IC設計廠商些許參考。事實上，2018年博通買下CA Technologies時，最初被視為難有綜效，但在2023年第2季時，博通營收中軟體比例已達22%，如果考量VMware在2022年132億美元的營收，我們要重新定位博通到底是一家IC設計公司，還是軟體服務商。其次，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吸納進來的業務，但很少人注意到斜槓之後，兩大部門業務之間的整合與相互支援，是一種最高價的綜效，也是台灣廠商最難突破的高牆。也許我們沒有辦法去管理大規模的美系軟體廠商，但台灣內部的小循環不可行嗎？透過新購併的軟體平台，能深化價值與服務嗎？經營者如果只是1+1=2，那是簡單的算數，如何1+1=3或4才是高難度的管理挑戰。這種事情，台系廠商經營幹部很少談，是老闆不買單，還是老闆根本不想談？ 

IC設計業是半導體業，這毋庸置疑，只是IC設計業是製造業嗎？這個行業分明沒有工廠，所以也被稱為「Fabless」，難道他們不是服務業嗎？2022年台灣IC設計業的年產值大約400億美元，由於這是個腦力、技術密集的產業，多數的附加價值來自台灣本地，如以台灣GDP總量8,000億美元計算，IC設計業對台灣GDP貢獻值可能在4%上下。DIGITIMES也是依附於電子業的專業服務業，與IC設計業一樣，我們都是介於二級、三級產業之間的服務業，那麼我們可以自稱2.5級產業嗎？這種產業型態能否成為台灣產業發展的契機，甚至是平衡社會發展的力量呢？其次，想從事2.5級產業發展的企業，必須深度理解目標產業的特質，否則對客戶沒有足夠的說服力，當然就定義不出好的價錢，甚至在進行大規模投資的過程中被市場消滅了！如果從1970年代英特爾（Intel）推出微處理器、台灣推動RCA計畫開始算起，大致已經經歷了半個世紀。以我的認知，1985年微軟（Microsoft）推出視窗軟體、英特爾的386微處理器帶來康柏（Compaq）、宏碁領先推出相容電腦以前，都是產業萌芽期，之後才是真正形成新世代產業的時代。1985~2007年iPhone上市之前，都是個人電腦主導產業的時代，而iPhone的雙向互動功能，改變了世界電子業的生態，這是第二個階段，我們可以稱為「行動通信的時代」。最近ChatGPT上市之後，人工智慧真正成為顯學，黃仁勳說，這是人工智慧的iPhone時代，意思是人工智慧即將進入爆發性成長的階段。先不論這樣的評論可以被落實到什麼樣的境界，我們可以先期探索在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相互激盪的AIoT時代，我們如何定義我們的事業，並為自己的企業找到新的定位，重新因為目標客戶、服務方式的不同，重新訂定新的價格方針？在個人電腦時代，台灣以「螞蟻雄兵」的產業營運模式應戰，一開始百花齊放，1992年時光是生產NB的公司就將近50家，彼此探詢規格、殺價競爭，但內部的競爭創造出了產業競爭力。所以我們常說：「台灣人關起門來打得你死我活，但躺在地上的是日本人、南韓人」。南韓營運成本較高的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ornics）、樂金電子（LG Electornics）不敢攖其鋒，選擇以品牌、關鍵零件應戰，經營成果較台灣毫不遜色，也形成今日台韓產業結構的差異。到了以手機為主力的行動通信時代，誰搶到蘋果（Apple）、惠普（HP）、戴爾（Dell）的代工訂單，誰就可能是贏家，強調ODM的設計能力、經濟規模與資本運作都是成敗的關鍵，企業拚命爭取上市的機會，透過公開市場的資金進行擴張、對抗。這些故事離我們並不遠，只是故事的劇本正在改變中。人工智慧、伺服器、繪圖晶片引導的新時代，領先的NVIDIA與超微（AMD）意圖鞏固生態系，而現在跟他們購買晶片的亞馬遜（Amazon）、微軟、Google、Meta都在自研晶片。亞馬遜、Google與高通（Qualcomm）、Marvell之間的合作，也可能是深化NVIDIA與聯發科合作的觸媒。產業之間的競合關係不僅改變，也出現敵友難分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如何幫自己定位呢？

我常說：「網路世界裡一定會有答案，但關鍵在是否問對了問題！」台灣的問題我們自己最瞭解，別以為找個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國際顧問公司就可以藥到病除，這真的是「門都沒有」！台灣的優勢在於製造業，也在於製造業中的「隱形冠軍」，他們通常沒有自己的品牌，專注在特定技術、市場區隔，《隱形冠軍2.0》一書作者說，德語系以外的國家，就屬台灣隱形冠軍的比例最高。又說隱形冠軍很多是家族傳承，因此CEO的任職壽命通常是在20年以上，遠高於一般企業的6年。由於台灣的隱形冠軍與德語系國家相近，我們可以推演「製造業新增的產值、附加價值將集中於特定公司」，這種情況的後果可能與矽谷、舊金山的情況相近。富裕的產業、家庭繼續買房、消費，但一般人卻難以承受普遍性的生活成本上揚，年輕人不想買房、生小孩。我出生那一年（1958年）的新生兒是41.6萬人，當時台灣僅有1,009萬人；到1980年時，台灣有1,800萬人，新生兒是40萬人上下；到了2022年，台灣有2,326萬人，但新生兒僅有13.8萬人。政府已經發出警訊，2023年台灣的新生兒總數可能不到13萬人，用每下愈況還不容易形容陡降的大趨勢。如果問題在於產業不均衡，而台灣又不能棄守電子業，那麼往服務業挺進的發展路徑存在嗎？我們稱製造業為二級產業，服務業是三級產業，現在製造業比重提升到已開發國家中難得一見的37.7%，而服務業僅剩60.7%。因為低階服務業吸納大量人口，台灣研發投資將近一半來自電子業，傳統服務業幾乎沒有研發、新創成功案例。我們都明白，未來世界所有的公司都要以數位資產相互競爭。舉例而言，航空公司的會員體系就是個很好的平台，連結了飛航的航線、旅行社、機場、交通連結，我想像得到的是「元宇宙」的應用。有人告訴我，飛機是在最小的空間內，定義出「人的價值」的服務模式。我們不可能改變現在的服務模式，但卻可以創造這些模式新的價值。很多產業案例都有一些定義與定位的問題，我常說亞馬遜（Amazon）是假裝成零售通路商的網路服務公司；DIGITIMES是假裝成報社的專業服務公司，那麼華航、長榮能結合上下游，甚至旅客，跳脫傳統航空載具的概念發展另類服務業嗎？常有電子業的資深朋友說，台灣過去的成就都是因為理工人才的關係，這樣的說法失之偏頗，也因為這樣我們太專注技術、效率、成本，而缺乏「人」的味道。我們能重新理解產業經營模式的變革，為自己的產業找到新的定位，並跳脫「將本求利」，只做OEM訂單的代工模式嗎？

一趟矽谷之行，深刻的體驗貧富落差、世代落差與產業落差的問題。舊金山與矽谷成為兩個世界，在矽谷的史丹佛購物中心，穿梭著富裕的消費者，餐廳吃頓飯得支付22%小費，年薪20萬美元以上的軟體工程師成為天之驕子，但他們也擔心，有一天自己被科技取代。ChatGPT一出現，英國電信、Vodafone立即宣布大量裁員，打敗軟體工程師不是另一家公司的軟體工程師，而是軟體或其他的新興科技。我們都知道，真正成功的公司對手只有兩個，一個是自己，一個是無法掌握的新科技。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說，人工智慧技術進程提前了10年，企業經營者得站在第一線觀察改變、因應改變。這個水太深了，一般凡夫俗子很難一窺虛實，贏家全拿的劇本不斷上演，這幾年不再有那麼多新創公司創造驚奇，比較受到矚目的是生態系的呼朋引伴。打敗一家公司容易，打敗整個生態系困難或者曠日廢時。在台灣，伺服器上下游產業，從上游的IC設計、晶圓代工、封測、零件都有商機，下游的伺服器生產、工控應用也都水漲船高。台灣的壓力不在有沒有商機，而是商機也集中在特定的產業領域，AI概念股被大家吹捧，只要能圍繞在以NVIDIA與超微（AMD）的生態圈裡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最近黃仁勳、蘇姿丰分別到台灣停留了10天、5天，他們不是來享受家鄉味、吃麻花捲的，是在網路巨擘動手之前先來綁樁。被綁的企業都可以分一杯羹，那麼分不到這杯羹的其他企業、產業，就要面對資源往贏家流動的現實。台灣不是沒有荷蘭病，而是變形的荷蘭病而已。西元2000年時，台灣製造業佔比跌到19.8%，產業空洞化的說法每天見諸於媒體。但在2018年起的G2大戰，去全球化的新浪潮席捲全球之後，台商大舉回流，累積投資資金為2.5兆台幣（約800億美元），可以想像的是，回流的資金大多集中於製造業。根據政府統計，2022年的GDP中，有37.7%來自製造業的貢獻，與2000年的19.8%相比，相去將近1倍。我們可以說過去20年台灣從「去工業化」，走向「再工業化」之路。從正面角度觀察，增加就業機會、提升所得水準都是可喜可賀的大趨勢，也都知道一級產業（農業）是弱勢產業，服務業比重雖然高達6成，但薪資只佔5成左右。亦即台灣的服務業是低薪的服務業，那麼「再工業化」的大潮無法扭轉的情況下，我們有機會以製造業所需的知識服務業，為台灣的服務業帶來新的面貌嗎？

隨著網路巨擘往自研晶片發展，與 NVIDIA、超微（AMD）的關係也必然會出現新的變數。而這些新變數很多會出現在台灣，台灣是觀察全球科技產業變遷的制高點之一。首先，Google與亞馬遜（Amazon）、微軟（Microsoft）這些公司針對物聯網、人工智慧（AIoT）所研發的晶片是不是仍然需要最先進的製程，這會牽涉到台積電、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甚至聯電這些公司的布局。其次，台灣掌握了ICT產業的供應鏈，從上游的資料中心，到前端（Edge）的晶片需求，無論是製程技術，還是供應鏈的整合，基於供應鏈的效率考量，不找台灣，也沒有太多的其他選擇。過去Amazon、Google這些公司都是從建立網路服務平台，吸納大量的社群用戶起家的。在擁有大量用戶之後，開始建構自己的資料中心，採購伺服器，提供企業等級的雲端服務，藉以創造更大的效益。在整個過程中，網路巨擘在傳統的惠普（HP）、戴爾（Dell）、美超微（Superｍicro）等伺服器品牌之外，成為主要的採購商。DIGITIMES Research最新伺服器產銷調查報告顯示，Amazon超越Meta成為台灣伺服器產業的第一大採購商，排名第二的Meta也是網路公司，傳統的戴爾排名第三，第四名又被Google拿走，顯示整個產業生態有很大的改變。再者，惠普、戴爾從軟硬整合、系統服務著手，而不是將資料中心的伺服器商機當成最高順位。至於在COMPUTEX與黃仁勳同台的美超微董事長梁見後，也是台灣嘉義出身的科技創業家。他自然知道台灣供應鏈的優勢，美超微早就將伺服器的工廠直接設在桃園，直接融入台灣供應鏈。對電子產品製造業而言，「大水沖倒龍王廟」是必然，遲早而已。這是個多元交錯的新商機，如果友達要做數位看板，怎麼可能不與佳世達、緯創出現利益衝突。我相信衝突一定會有，但大部分業務仍會持續，如果友達成為三星面板最主要的供應商，佳世達、緯創也絕不會因為友達發展數位看板業務，而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有一天我們看到友達、群創握手言和，平常心看待即可；而NVIDIA直接向Amazon、Meta叫陣時，也不用太驚訝。 

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垂直整合不僅僅是口號，而是一直都在發生的事。台積電做先進封裝，日月光怎麼想？1995年時，英特爾（Intel）在波多黎各生產主機板，台灣剛剛進入青少年期的主機板工業惶惶不可終日，我受命研究這個主題，研擬對應方案。最後發現是虛驚一場，原來英特爾怕台灣主機板產業停留在上一個世代的產品上，跟不上不斷更新的微處理器，因此創造了一個假想敵（或是誘餌），讓台商繃緊神經。這樣的策略在微軟（MIcrosoft）的Surface Pro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誰敢說英特爾主機板計畫一旦成功，會只是個階段性的任務嗎？現在類似的戲碼正在矽谷上演，具有領先優勢的NVIDIA，為了讓自家的AI晶片有更大的空間，必然會抓緊製造合作夥伴布局伺服器生產，長期來看，經營品牌或者針對商用客戶提供更多雲端的服務，也不令人意外。在網路巨擘之中，蘋果（Apple）是市值3兆美元的大腕，排在NVIDIA前面的微軟、Google、亞馬遜（Amazon）等市值都超過1兆美元，而緊追在後的Tesla也沒閒著。每家公司都有自研晶片的計畫，他們與NVIDIA之間不會是永遠的朋友，不僅在晶片上短兵相接的機率提高，在資料中心的營運上也都可能出現新的格局。Google、亞馬遜等對手，必然會找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Marvell這些公司助拳，那麼聯發科、瑞昱、群聯這些台廠要扮演什麼角色呢？大家在新聞報導中，看到群聯潘健成促成蘇姿丰領取陽明交大的榮譽博士，而我看到的是超微（AMD）與群聯背後可能的結盟關係。產業有變動都是好事，但得跟上腳步、有觀察能力，不能只看花邊新聞！對上游的晶圓代工廠而言，客戶正出現結構性的改變。過去以CPU、應用處理器（AP）為主要客戶的時代，那是為了電腦、手機競爭的高階運算之需，往尖端製程發展天經地義。一旦進入多元的商機，高階運算依然重要，但也可能出現更多差異化功能或軟硬整合、資安等不同方面的考量。過去世界級的科技領袖到台灣，都是有適當的場合。半世紀來，微軟總裁只來過兩趟，一次是2000年的世界科技大會，另一次是2009年Steve Ballmer到中國時，順道繞行台灣。當時Ballmer很滿意台灣之行，臨行前還落下一句話：「如果以後到亞洲來有三天的話，會留一天給台灣」。這次黃仁勳待了10天，蘇姿丰待了5天，蘇姿丰僅有一天公開行程，那麼其他時間都在做什麼？我們可以很明確的說，台灣現在是「戰略要地」，他們不會只是為了吃家鄉菜而留在台灣的。基本上，這個產業沒有永遠的敵人，也不會有永遠的朋友，但只要是台灣實力夠的話，大家都會在台灣多停留幾天！

這句話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說的。表面黏著技術（SMT）是電子產品生產線最主要的設備，各國或主要企業擁有的SMT生產線，往往也反映該國或該企業的量產製造能力。DIGITIMES副總經理黃逸平搜尋過去10年全球主要國家進口的SMT設備，根據這些數據，我彙整出幾個看法給大家參考。A. 2018年以前，中國是世界工廠，但在2018年川普總統揭開美中貿易大戰的序幕之後，新興國家爭搶G2大戰背後的商機，中國進口金額的變化就值得大家參考了。根據調查，中國的進口金額從2018年的92.74億美元，減少到2022年的84.28億美元，佔全球的比重也從2018年的20.9%，減少到2022年的17.7%。中國進口的SMT設備會不會繼續減少，相當值得注意。B. 美國、德國是工業大國，進口的金額仍然高居二、三，倒是墨西哥以25.65億美元，超過越南的16.85億美元，分別列名四、五進口大國，而在2021年之後進口增幅明顯擴大，顯示兩國量產製造實力更上層樓。亞洲的製造大廠對墨西哥的生產狀態相對陌生，未來也應有適當的追蹤機制，瞭解墨西哥在美中貿易摩擦之後的角色變化。C. 台灣在2018年的進口金額為6.95億美元，佔全球3.8%，排名第十，但2022年的進口增加到10.55億美元，全球佔比提高到5.7%，這應與2018年以後台商回流，帶回超過700億美元的投資資金有關。2000年時，台灣因為產業外移，製造業佔GDP比重跌到剩下19.8%，但根據台灣官方統計，2022年台灣製造業貢獻GDP的比重陡增到37.7%，這是個非常明顯的變化，基本上可以說是台灣從「去工業化」走入「再工業化」的過程，與地緣政治的變化息息相關。D. 最後是印度，印度希望透過PLI等招商機制，加速印度製造業的進化，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印度已經是全球第三大汽車市場、第二大手機市場、第一大的兩輪摩托車市場。過去印度在PC時代，因為沒有具實力的本土品牌，因此很難吸引製造廠到此設廠，但不少業者看好印度市場的潛力，積極提升印度在地生產的比重。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早已布局印度，三年多前便在諾伊達（Noida）設置年產1.2億支的手機生產線。而基於蘋果（Apple）等相關業者的要求，台灣的鴻海、緯創、和碩都在印度設置生產線，過去幾年印度進口的SMT生產設備穩定成長，但在2022年卻出現走跌的現象。是大家認為「水太深」，一時半刻難以掌握前進印度的運作模式嗎？《印度之旅》書裡有一句話：「英國人管理印度一、兩百年，但印度還是印度人的印度！」，沒有足夠的想像力與長期耕耘的決心，印度就像是可口的蛋糕，但咬下去卻是滿口的沙子，這是一位南韓大公司印度主管對印度的評論。

半導體是菁英匯聚的產業，也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加上經營智慧長期堆疊的策略性產業，誰擁有半導體業，誰就有產業制高點。我以棒球八強經典賽（Quarterfinal Classic）來形容這個賽局。美國是世界八強的種子團隊，他們擁有最尖端的技術、設備，也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台韓各自擁有晶圓代工與記憶體產業，也都是世界半導體業領導地位有力的角逐者。歐盟與日本工業基礎雄厚，也有設備、材料工業，不會被遺忘在賽程中。倒是中國如何延續半導體業的計畫，而印度如何善用大量的IC設計人才，以及未來的元宇宙商機，都是值得大家注目的。八強賽的最後一席，應是由參與會外賽的國家取得外卡。可能角逐的潛力國家，可能是近年來成為電子產品生產基地的墨西哥、印度，擁有豐沛自然資源的澳洲、加拿大，以及以行政效率取勝的新加坡。1994年我派駐矽谷，我的堂姊夫40歲，他是當時在英特爾（Intel）邏輯IC設計團隊，專攻486 CPU的成員，團隊的負責人就是1961年生，現任英特爾執行長Pat Gelsinger。當時Gelsinger以34歲的「幼齡」擔綱，成為矽谷半導體產業的佳話。美國是個尊重創意，願意承擔風險，不論資排輩的傳統工業體系，也因為這樣，美國至今還能引領風騷。美國市調公司指出，全球半導體市場的規模是5,75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從市場端，結合IC設計與系統整合元件製造廠（IDM）兩種產業的總和。從這個角度觀察，美國IC設計業貢獻全球63%，IDM業者的貢獻率也有42%，兩者合計的總營收是全球市場的49.7%。也就是說，全球半導體產品有一半的機會是掛著美國的品牌在市場上銷售的。美國之外，南韓的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SK海力士（SK Hynix）因為擁有DRAM與NAND Flash兩大產業，靠著上述兩大品牌，在全球市場就有17.5%市佔率。再其次是以IC設計業取勝的台灣、日本與中國。至於晶圓代工、封測屬於製造服務，EDA是設計工具，與材料、設備都是供給面支撐半導體產業發展，如果把之前需求面的IC設計與IDM業者統括在內，美國廠商依舊貢獻全球的39.8%，其次才是台灣的18.3%、南韓的13.9%，以及日本、中國的9.8%與8%。以上五個國家，是目前全球半導體業的主要角逐者，歐洲雖有英飛凌（Infineon）、意法（STM）、恩智浦（NXP）以及設備廠ASML，但分散於不同的國家，歐盟如能整合，並在車用半導體上相互支援，未來仍是非常關鍵的力量。隨著電子工業的重心從NB、手機走AIoT的新時代，半導體產業的營運重心正在改變，甚至所謂的「尖端晶片」也從過去的微處理器、應用處理器主導的架構，走向AI專用晶片等更多元的結構。不僅如此，頂級的晶圓製造正從前端延伸到後端的封測，而過去總是說量產不易的砷化鎵（GaAs）、碳化矽（SiC）等功率半導體，也會有新的進展。在AI晶片進展的同時，三星記憶體也開始強調HBM-PIM的功能，Edge端商機也不再是空中樓閣。

2008年的次貸危機、金融海嘯，不僅讓全球金融業重新洗牌，在半導體業的世界裡也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在金融危機之後，台韓兩國，特別是台積電與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都採取逐年加碼投資重裝備，擴大領先差距的積極戰略。2008年主辦北京奧運而獲得舉世讚賞的中國，不僅自信爆棚，在2009年的GDP總量也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國，在超級電腦、國防軍工產業的需求下，也開始試圖加速發展本土的半導體產業。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因此水漲船高，如果把過去15年的半導體設備市場分成2008~2012、2013~2017、2018~2022三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全球累積的半導體設備市場是1,658億美元，第二階段是2,037億美元，第三階段甚至暴增為4,058億美元。蘋果（Apple）iPhone在2007年上市，從此手機進入智慧應用的新時代，雙向傳輸數據的手機，需要更強大運算功能的應用處理器。這15年間，台積電、三星為爭取晶圓代工主導權而競爭。誰搶到蘋果、高通（Qualcomm）、聯發科應用處理器的訂單，誰就是贏家。台積電脫穎而出，也對比出台灣比其他國家更積極的半導體設備投資企圖。在2008~2012的第一個五年中，台灣購買的設備佔全球市場的23.3%，台韓日中等東亞以外的國家，也貢獻了35%。但在2013~2017的第二個五年中，台灣貢獻了26.2%，而東亞以外的國家也貢獻26.4%。到第三個五年（2018~2022），台灣貢獻了23.7%，而非東亞四強的國家僅有18.9%。這樣的態勢，導致2021~2022年間車用零件缺貨的問題，且將責任推到台灣、南韓廠商身上，這不是解決問題的做法。就像19世紀的淘金熱賣圓橇、鋤頭的商人一樣，起步較早的歐美日設備大廠都能取得先機，東亞的製造廠投資，最後賺錢的可能是歐美的設備原廠。在現代的競爭社會中，誰更努力就更有競爭優勢，這是我們的普世價值。最後，中國採購的半導體設備金額在2018年後大幅成長，關鍵是「大基金」激勵民間投資的結果嗎？在中國進口的設備中，有多少是三星、SK海力士（SK Hynix）、台積電、聯電、美光（Micron）在中國投資的設備呢？在「中國製造2025」的背後，容易出現「過多資金在追逐有限人才」的問題，中國如何導引資源的正確流動，以及中國在美國單方面的技術制裁背後，如何說服國內外的菁英一如既往的繼續努力，這將是中國產業政策主事者需要克服的障礙。對設備原廠而言，如何在分散型生產體系的背後，如何創造另外新的主流需求，也將是歐美設備原廠的重要挑戰。南韓或是台灣半導體廠的成功經驗，能複製到新興國家嗎？有為者，亦若是，也許設備原廠邀請南韓、台灣專家到新興國家分享產業發展經驗，更容易激起新興國家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興趣，而與南韓、台灣廠商合作，也可能是各國發展半導體產業最快的終南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