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產業是中美貿易大戰的關鍵元素

網路世界形成的前夕，IBM、德州儀器、Motorola等公司，在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驅動下主導全球科技產業的發展。2000年以後，行動通信普及與iPhone上市，蘋果、亞馬遜、Google與微軟，共同建構了多元交錯的競合關係，形成了以西方世界為主的全球產業新格局。

在東方，中國政府以各種理由阻撓各國科技巨人跨足中國的禁忌領域。全球網路市場分成兩大塊，一塊是「China」，另一塊是「Beyond China」。中國關起門來發展網路、布局4G/5G的基礎建設，檯面上領銜出擊的阿里巴巴、騰訊、華為，善用中國本土市場，壯大實力。但中國的軟實力不僅僅在於利用中國龐大的本土市場，培養聽命於中共中央的明星企業，更有很多看不見的網路資安，與人臉辨識帶給大家對於網路人權、隱私權的疑慮。金融巨鱷索羅斯等人呼籲，這不僅僅是東西方在市場商機的制高點之爭，更牽涉到核心價值與生存模式的選擇。

另一方面，由中美兩國網路巨擘領銜的全球十大科技公司，在征戰虛擬世界後，開始回身布局將各種技術落實在硬體系統與半導體上，這也是過去日韓台東亞三強熟悉的硬科技。

中國政府高唱「中國製造2025」，2018年貿易逆差高達2,274億美元的半導體是重中之重。2018年，全世界4,308億美元的半導體市場，中國貢獻58%。但全世界前15大半導體供應商，沒有一家來自中國，而華為、聯想、步步高、小米都已名列全球十大採購商，採購金額將近600億美元，不難想像美國將半導體當成制衡中國的鑰匙，只要美商斷貨，這些業者就成了紙老虎。

中國心存焦慮的急起直追，美國則處心積慮的全面防堵。2018年夏季，川普的一聲雷，驚醒埋頭苦幹的亞洲企業與各國政府。表面上，美國以平衡鉅額逆差為由，表明將對中國輸美2,000億美元的商品課徵25%附加關稅。但美國政府採取的戰略作為，不僅興建關稅高牆，從專利與技術到材料設備的出口，都已經擺足姿態，將拿來做為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武器。

中國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改拿出鎚子敲打鄰近的日韓台等東亞科技強權。擁有半導體等尖端製造業的日韓台，不僅在市場上面對兩難的抉擇，甚至已成為中美對抗的技術、經濟，甚至政治的緩衝區。如同1904年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以及1950年的韓戰一樣，以鄰為壑的故事正在重演，只是演出的戲碼不同。中美對抗的主戰場將是日本、韓國與台灣，勢單力薄的台灣與韓國更是首當其衝。地緣關係經常成為政治紛擾的源頭，百年來就像每隔一段時間就來報到的季風一樣，不曾失信的讓國際多邊關係重新進入盤整的階段。

過去跟隨美國足跡，一路綠燈的東亞產業發展模式，如今卻出現許多雜音。70萬台灣人在海外工作，絕大部分去了中國大陸；日本不僅仰賴大量的中國觀光客，甚至連中國品牌也走進了日本的家庭；韓戰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曾經敵對的中韓，如今中國卻貢獻韓國36%的出口。2018年出口總值6,052億美元的韓國，如果沒有背後的中國市場，以及外貿盈餘消失的連鎖反應，該如何支付4,600億美元的外債與龐大的利息支出，韓國人憂心1997年金融風暴的故事重演。

此外，提早在電動車產業起步的中國，開始將車用電池等關鍵零件廠直接設在韓國，而中國盡全力發展的記憶體產業，目標直指掌握全球過半記憶體市場的三星、SK海力士兩家公司。我們可以預言，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將是顛覆韓國成功模式的最佳嘗試。

半導體曾是驅動後工業時代競合關係的關鍵力量，迎面而來的物聯網時代，尤其在中美對抗的新局中，半導體業更不會缺席。在新的分工架構，由日韓台掌控的半導體產業仍具有關鍵地位。韓國掌握記憶體，台灣掌握晶圓代工，日本則會以5G為基礎，投入車用半導體、影音視訊等新興領域。

60年前蔣夢麟《西潮》中譯本發行，60年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美國容不下太平洋由中美兩大強權共享、共治的世界格局。習慣於西方政經制度的亞洲先進經濟體，不僅成為中美從對立、對峙到對抗的主戰場，甚至可能必須再次面對政治選邊站與生活模式的選擇。從近代史來看，這是明治維新以來亞洲的另一次轉捩點，或者類似二戰時期的同盟國與軸心國之爭。說得更近一點，至少也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與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亞洲崛起的新浪潮與歐美傳統資本主義的再次對決。

以上內容摘自黃欽勇新著《科技島鏈—中美日韓台共構的產業新局》新書預購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