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無論是客運、貨運，航運業都已經慢慢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值得注意的是，電商對全球供應鏈與運籌體系的影響。疫情期間，歐美消費者基於成本的考量，大量在中國的電商平台購物。包括Shein、Ali、Tiktok、Temu在內，被稱為「出海四小龍」的中國電商平台，現在幾乎已經有了全球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約80%的實力了。為滿足市場的需要，中國電商巨擘支付高額的空運費用，根據日經（Nikkei）報導，2023年下半陸港出發的航線運價，有40~50%是電商貨，一般認為2024年的電商貨運仍將是推動航空貨運的關鍵要素。由於各種配件短缺的因素，最上游的飛機製造公司，主要是波音（Boeing）與空中巴士（Air Bus）兩大公司的生產線，在疫情過後尚未恢復正常，新機交機可能延誤半年以上。再加上為了迎合消費客群與影音設備的進化，機艙改造也是航空公司吸引客戶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機艙改造動輒一、兩年，航空公司也得殫精竭慮避開運能的缺口，在適當的時機才進行「歲修」，基本狀況與晶圓代工廠的運作理念頗有相近之處。晶圓代工廠可能有8吋、12吋廠，也有90奈米到10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等不同的製程，如何將客戶的訂單安置在正確的時段，做出最佳化的選擇，就是晶圓廠獲利的關鍵。對航空公司而言，研判不同區域的客貨需求，引進不同的機隊，做出最佳化的配置，也是航空公司賺錢的關鍵。現在我們談G2大格局下的區域化生產，看似越南、印度，甚至墨西哥最被看好，但航空公司也會懷疑，實際上出貨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的貨源不如預期的豐沛。其實這與2023年的低迷、2024年何時復甦有關。2023年台灣上市櫃電子公司的營收衰退12.6%，連台積電都難以倖免。其次，疫情之前，沒有人料到美中之間會出現這麼大的齟齬，美國經濟遠比中國更有動能，加上美元的強勢地位，疫情之前布局北美與強化亞太的航空公司經營績效就大不同，這也是「戰略價值超越戰術」的結果。對於專業經理人而言，沒有人能做到萬無一失，但以產業知識做出適當的判斷，則是職責所在，現階段預判墨西哥與印度的比重，安排適當的航線、客貨運配置，則是專業經理人的職責。

在媒體上瞄到日本首富柳井正這句話：「常識是經營者最大的風險」，印象深刻。常識好的人，可以連結各種常識，彙整成足以形成決策的知識，我是個知識服務業者，深知其中的奧妙與價值。有人告訴我，現在一張美西、台北來回商務艙機票要9,000美元。您聽到會有什麼反應呢？2019年以來，這個世界深受疫情與地緣政治的影響，挹注過多資金帶來的通膨至今未解。而背後的區域化生產、老齡化、少子化、貧富落差、世代落差，加上大數據、人工智慧、車聯網等黑科技，導致供應鏈震盪，這些問題正在深刻影響我們。成本激增是必然，但消費者或者從市場端回看，又可以看到哪些發展的契機，或者深不見底的陷阱呢？忝為華航獨立董事，每次董事會我都認真聽簡報，試著熟悉國際事務，並在適當時候提一些建議。華航剛剛結算2023年的營運績效，將近新台幣70億元的稅後淨利是有史以來第三高。做為一個國際航空業者，對於國際事務有很高的敏感性，而華航也是台灣少數兼具資本密集的大型服務業，1,616億元的營收中，用在員工、服務社會的價值，對於GDP的貢獻值，也遠高於一般的量產製造業。我試著從企劃主管的報告中，找出無涉公司經營的資訊，當成「常識」來跟社會分享的知識，做為華航貢獻的一部分。您知道，過去從紐約飛台北要15小時10分鐘，現在要多1小時嗎？而從台北到倫敦的飛機，更要從14小時10分鐘，增加到16小時20分鐘。我們可以想像，這是烏俄戰爭帶來的影響。烏俄戰爭之外，如果以巴戰爭戰事擴大，現在飛越伊朗、伊拉克的航線將被迫調整，經過塔吉克、沙烏地阿拉伯的代價呢？我們空拍航線，知道從印度、中東、北非前往歐洲的航線充滿了變數，也知道印度將成為另一個重要的製造中心。但印度只開放兩個航點給台灣的華航與長榮，兩家航空公司分別在德里、孟買落腳，除了這兩個城市之外，清奈、邦家羅爾不行嗎？不見得是不行，只是台印雙方對這件事的認知，並未從供應鏈的角度出發。一旦我們知道供應鏈重組，從台北先到檳城，再延伸到清奈的航線，很可能就是台印雙方合作最佳的典範。行業裡的人都知道，西方品牌大廠希望台商到印度建立生產基地，而清奈的工業基礎也是首選的地點之一。由於印度位於歐亞航線的中段，抵達印度的時間都是半夜，讓旅客非常困擾。如果搭上華航八點鐘前往檳城的飛機，大約下午一點以前可以抵達檳城，下午四、五點就可以抵達清奈，這將是美國、台日韓旅客前往印度最佳的路線。如果這個點子落實，將會是台印雙方，甚至包括檳城在內，以及諸多航空公司雙贏的結果。這件事要印度、馬來西亞、台灣政府同意，一般人，總是雙手一攤，覺得要打通那麼多的環節，太難了。如果關鍵在印度，那麼想想總統為何交代黃崇仁幫忙印度建晶圓廠，如果簡單的話，就不會有人開口請總統幫忙了！人間事，都是難事，也可以都不難！

在COVID-19疫情最嚴重的幾年，各國政府挹注的資金高達17兆美元，在家工作的熱潮，讓全球NB市場在2021年暴增至2.47億台，生產NB的台商賺得盆滿缽滿，在寬鬆資金與數據流量大增的激勵下，2021年全球新增的獨角獸公司多達539家。2022年全球新增獨角獸企業雖然減少到263家，但仍比疫情初起的2019與2020年多出許多。許多上了檯面的新創企業家志得意滿，但2021年上市的新創企業，現在都受到嚴苛的檢視，富豪（Fortune）雜誌以「敞開肚皮」（Belly-up）形容一度笑開懷的新創企業。激情過後，現在靠資產投資或穩定收入的公司更被肯定，那麼是否也意味著虛擬與實體之間的角色互換，也將給硬體製造業與相關行業將帶來新的契機？由於2021年募得鉅額資金的新創公司，很少證明他們確實值得那個價錢，從2022年的第1季開始，資本市場挹注於新創企業的資金趨近於乾涸，多數人從公司宣布停止營運或裁員時才會知道情勢出現逆轉。事實上，從2022年第1季開始情勢就十分明顯，只是多數新創公司保有18~24個月的營運資金，在資金乾涸之前還看不出端倪，但從2024年開始，這些現象將更為明顯，新創公司是否在正確的軌道上，氣夠不夠長都將是我們觀察新創企業的焦點。根據CB Insights資料，2021與2022年新創公司募集的資金仍超過4,000億美元，但2023年僅剩下2,484億美元，跌幅高達4成以上，而被認證為獨角獸的企業家數，也從2021年的539家，暴跌到2023年的71家。基於避免被控獨佔的考量，企業購併的案例也在這一段時間大幅減少。我們幾乎可以認定，未來幾年將是新創公司真正面對考驗的時刻。黃仁勳說：「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我就不會選擇創業這條路」。如同特種部隊的結訓典禮，每個學員都要遍體鱗傷地爬過鋪滿碎石的天堂路一般，沒有經過幾次刻骨銘心的淬煉，如何像是浴火鳳凰一樣成就涅槃的境界呢？一個富可敵國的創業家，他經歷過哪些事，會讓他後悔走上創業之路呢？在閱讀富雜誌這篇關於創新創業的文章時，有段話引起我的注意。作者說，一般而言人口中僅有2%有「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Disorder），但創業家中有這樣傾向的人多達11%，他們很容易有情緒焦慮。我很明白，他們都不是聖人，如果我也算是創業家的話，我更明白今天的成績有很多是個人的幸運，也有很多是時代給的機會。

2013年時，一位創投家開始以「Unicorn」來形容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之後很多創業家都想貼上「獨角獸」的標籤，向世人展示非凡的創業成就。CB Insights開始統計獨角獸企業的2015年，有80家公司頂著獨角獸的光芒面對世人。科技含量很高的台灣，不甘示弱地試著培養自己的獨角獸，希望台灣的新創公司也能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之後，我們看到不斷上揚的獨角獸家數，甚至到2022年時，全球的獨角獸企業已經多達1,200家。在統計的前幾年，也就是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美中之間沒有劍拔弩張的氛圍時，通常美國獨角獸的佔比大約50%，中國是25%，其餘獨角獸生產國主要包括英國、南韓、德國、以色列這些國家。其中，看不到台灣，也見不到日本的公司。最近幾年，美中關係丕變，中國的獨角獸前往美國上市之路更顯坎坷，中國獨角獸的比重降至15%以下，取而代之的是已經超過百家的印度獨角獸公司。「中國跌倒，印度吃飽」，全球經濟的大結構不是東昇西降，而是資源重組。財富重新分配的跡象顯示出世代差異，大吃小，更大的貧富差距與國家發展落差。走過了資金寬鬆的時代，新創公司將面對創投資金源頭緊縮的壓力。我們看到全球的創投資金在2021~2022年時，都超過1,600億美元，2023年時跌到669億美元。我們可以稱呼2013~2022年間的10年是「獨角獸的黃金時代」，但現在以500萬美元營收，號稱可以有10億美元市值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其次，我們看到網路巨擘強奪豪取、相互廝殺。自從2018年蘋果（Apple）成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過1兆美元的公司之後，已經陸續有七家科技公司名列「市值上兆」的門檻。知名的科技大廠除了Tesla市值暴跌2成以外，其餘的公司都扶搖直上。我們看到富可敵國的科技大亨，光是一家市值超過2億美元的NVIDIA，市值就超過俄羅斯、南韓這兩個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國家。蘋果輕描淡寫地放棄Apple Car計畫，大家知道這是九牛一毛而已。Open AI的創辦人Sam Altman甚至希望募集7兆美元，重整全球半導體的生產體系。在新創企業家用無窮盡的想像力家探索未來世界時，我們得思考一下，如果是東亞的新興國家，或者是這些國家裡的供應商、新創企業家，如何幫自己在浮動的世界裡找到定錨基礎，並決定未來幾年的行止。在我腦海裡，有幾個想自問自答的問題。做為ICT產業裡的供應商，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定義我們與上游客戶之間的相對關係；如何從「雲」與「端」不同的視野，思考自己的企業定位？在面對地緣政治、區域分工、分散型生產體系的架構下，如何整備在地「應用驅動」的商機？哪些國家企業是敵、是友，或者根本放棄敵我意識？競合之間，以和為貴，我看到了世界的改變，也看到亞洲供應商面對世界變局時，必須改弦更張的大趨勢。

從1983年南韓宣示參與角逐半導體業的商機開始，我不僅僅是亞洲供應鏈的觀察者，同時也是參與者。40年來，我幾乎走遍了全球頂尖的科技公司，也應邀在很多公司、大學、政府的講堂裡，分享我所知道的科技產業，特別是亞洲觀點的ICT產業供應鏈。半導體是從1980年代開始才慢慢受到矚目。1976年，台灣從美國帶回來的是7微米的技術，而今天談的7奈米技術，兩者蝕刻線幅的距離差距1,000倍，而從晶片密度而言，如今的落差跟當年比起來是100萬倍的差異。現在我們不可能用手工畫線圖，只有透過電腦自動設計晶片，不僅提升良率、加速發展，也讓這個世界出現了幾何級數的發展落差。各國政府與社會對於產業的認知，也不像是台日韓是日積月累而來，速成新科技或許還有機會，但要建立一個橫向連結、相互支援，甚至競合並存的產業生態系，今天幾乎已經是個高難度的議題，甚至是緣木求魚的話題而已。半導體是個承接很多投資資金、人才的重點產業，加上個人電腦產業的崛起，以及風起雲湧的網際網路推波助瀾，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台灣又躬逢其盛，從個人電腦到半導體產業，一波接一波的成長。台灣抓緊每一次的機會，也每一次都扮演關鍵角色，但這樣的機會不會出現在新興國家正常的發展路徑上。從傳統的觀念探索國力時，我們會從土地、人口等傳統的要素衡量國力，但現在網際網路時代，軟硬整合的數位國力成為新的指標。台灣備受重視，但也必須未雨綢繆，思考「生態國力」或「前瞻國力」的價值。生態國力可以涵蓋現在大家探討的ESG，以及過去相對不常被產業界提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危與機」總是共存的，在經過70年的和平演進之後，全球政治環境再度回到G2競合的格局，而東亞四強人口老化，加上分散型的生產體系已經箭在弦上，拉弓沒有回頭箭，中國可以自詡是世界工廠的時代也已經飄然遠去。中國威脅論已經不僅僅是學者茶餘飯後談論的熱門議題，現在甚至成為沙盤推演的重要課題。對中國而言，或許可以從核心的價值去思考人類的大未來是建立一個高同質性、一呼百諾的社會，還是多元演化、和平共存的世界呢？我們這一代被稱為天選世代，又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提出什麼樣的政策建議呢？台韓都不是個大型的經濟體，但卻可能是許多新興國家可以學習的典範，開放型的經濟戰略在未來10年、20年的發展中，可能是人力、土地資源已經捉襟見肘的日韓台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我深信印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墨西哥都等不到類似東亞四強曾經搭過的列車，如何與東亞四強共構、協力，避免重複投資的產業發展模式，也許才是大家應該深度探討的議題。

現在，無論是探索人工智慧、量子技術或先進製造這些可能改變競爭優勢的黑科技，每一種科技的背後都是台灣具有獨到優勢的半導體與ICT供應鏈，台灣無可選擇的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台灣的優勢來自事業模式、管理機制、技術研發與產業整合，但背後最關鍵的是台灣集中全力，與客戶共享、共創的產業結構。針對川普、拜登的政策宣示，我們要進一步理解台灣的角色，以及台灣很難取巧的現實。無論是堅持在民主陣營中，或者從商業客戶的考量，沒有能夠定義規格的品牌，或者定義前沿技術的網路巨擘，以代工為主的台灣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那麼台灣又如何積累新的優勢，繼續在科技大國對決的時刻持續被需要呢？2009年全球GDP是60.9兆美元，到2023年時，全球GDP的總量是104.5兆美元。也就是從中國進入黃金時代的2009年算起，過去15年全球GDP的總量大約成長70%。您的企業或台灣的產業在附加價值率、營收上，是否也有70%以上的成長呢？其次，2018年時，蘋果（Apple）的市值首度超過1兆美元，但到2024年的2月底為止，全球已經有8家公司市值超過1兆美元，其中微軟（Microsoft）、蘋果甚至超過3兆美元，NVIDIA也達到2兆美元的新台階了！台灣的優勢，甚至競爭條件不在於定義AI晶片、自駕晶片的規格，甚至低軌道衛星的商機，而是全世界新的黑科技都會想到台灣的供應鏈，當頂尖大廠不斷的創新，又害怕「時間成了最大了風險」，那麼找台灣強化配套，加速上市的時間，都是台灣在市場上無可替代的優勢。關鍵是當財富愈來愈集中時，不難發現這8家富可敵國的公司都是高毛利、領域獨佔的美國公司。就像伺服器、IC設計公司一樣，伺服器品牌商只來自美中兩個大國，而全球前十大的IC設計公司，除了聯發科之外，其餘都是美系業者。我們可以很篤定的說，台灣的策略不在於創造更多可以與他們平起平坐的公司，台灣要面對的是這種中小型的國家，如何在獨佔的產業與供應鏈上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台灣小，生存之道就是打破大國、重量級企業的發展慣性，善用本身的優勢，逆向思考各種發展的可能。70多年來，台灣得利於世界和平之外，當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改變人類的黑科技出現，而這些黑科技並非曇花一現般的亮相而已，這些科技不斷的繼續創新，並與後續的科技相互交錯、作用，形成今日科技產業的面貌。台灣不要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暴虎馮河，深刻融入世界體系的產業特色，也確保台灣在發展路徑上沒有脫軌，甚至可以搶到關鍵的門票。

無論是1971年微處理器濫觴的時代，還是1985年開始正規發展的個人電腦產業，2000年前後大爆發的網路大潮，才真正以.com的面貌改變了世界。傳統媒體走進了黑暗時代，甚至到現在還看不見出口的曙光。這個時代的贏家是思科（Cisco）與諾基亞（Nokia）、愛立信（Ericsson）等電信服務公司。2007年iPhone上市，手機從傳統單向傳遞訊息的工具，進化為可以上傳下載數據的載具，透過大量數據的傳輸，網際網路的世界又有了一次大躍進。另一方面，從2000年前後大規模移往中國生產的科技公司，甚至從珠三角、長三角一路延伸到鄭州、成都、重慶。此時的中國，國內經濟繁榮、國際市場上又被公認為世界工廠，在國內市場與出口競爭力的雙循環優勢下，成為這個階段最大的贏家，在這個階段的贏家就是蘋果（Apple）與中國。為了消化、應用龐大的數據，雲端服務、機器學習成為顯學，包括亞馬遜網路服務（AWS）、微軟（Microsoft）、Google、Meta在內的網路巨擘，在雲端提供各種2B、2C的服務，在消費者看不見的後端，則以資料中心彙整數據與流量，也造就了幾家富可敵國的網路巨擘。除了資料中心龐大的需求之外，人工智慧的應用在多年的冬眠之後迎來新的春天。「雲」與「端」強力連動的需求下，台系的生產製造大廠同步建構了強大的生產體系，也成為美中角力下隱形的贏家。從2009~2019年，中國的GDP從5.1兆美元，驟增到14.28兆美元，而美國則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努力收拾殘局，GDP總量從2009年的14.48兆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1.38兆美元，只增加7.1兆美元。但在2019年疫情爆發之後的4年中，中國經濟出現疲軟的現象，而美國在人工智慧等黑科技的加持下，出現了強勢的反彈力道。自從蘋果在2018年成為第一家市值上兆美元的超級企業之後，已經陸續有8家公司成為市值上兆美元的公司。除了市值超過3兆美元的蘋果、微軟之外，NVIDIA也在近期達到2兆美元的規模。現在美國人知道，如果不能在典範轉移的過程中掌握先機，美國也可能成為修昔底德陷阱中的落敗者，而定義科技發展論述與方向，便是美國牢不可破，不可能放棄的領先優勢。2018年川普主動出擊，強勢論述中國人搶走了美國的工作機會。2019年2月時，川普政府在白宮的網頁上強調「量子技術、5G、人工智慧、先進製造」是美國必須牢牢掌握的競爭優勢。川普劍指中國，接任的政敵拜登並未修正，甚至更刻意強調半導體、車用電池、稀土與藥品的重要性，顯見美國朝野已經定義美中關係從對立、對峙，進一步推升到對抗的新時代。

綜觀全球過去70多年暴增25倍的GDP總量，我們也可以從台灣經驗中，找到幾個時間上的節點，細微地探索推動成長的關鍵因素。積體電路在1958年出現，企業多數只是利用積體電路提升自家產品的競爭力，在1971年英特爾（Intel）推出4004的微處理器之前，都還是茶壺裡的風暴，而美日等國都是上下游垂直整合，從產品設計一路做到設備、材料與生產製造。1970年代，半導體的鐘聲從矽谷遠揚，敲醒了長睡的大地，也成為之後網際網路與數位革命的基礎。飛捷（Fairchild）、英特爾，IBM、惠普（HP）車庫、蘋果（Apple）賈柏斯的故事膾炙人口，美國科技人志得意滿之際，來自東亞的新興工業國家也沒有閒著。剛退出聯合國，與美日斷交，同時受到石油危機、通膨、嬰兒潮威脅的台灣很早就起步，先在1974年組織了RCA計畫，第一批種子團隊成為台灣產業界的英雄，而以宏碁、神通為首的電腦公司，則從仿冒的電動玩具、Apple II學習起如何經營科技公司。1973年成立的工研院與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讓新世代科技業有了定錨的基礎，源源不斷的新技術、沒有後顧之憂的生產條件，以及來自台清交成等經歷過嬰兒潮、威權時代，勤奮又守秩序的台灣名校畢業生，結合海外歸來的學子，共創了以代工製造為主的台灣科技業奇蹟。基礎科技更為雄厚的日本，先以家電、隨身聽（Walkman）風靡全球，並在1976年由8家公司籌組了「半導體產業協同組合」，以英特爾等矽谷領先大廠為競爭標的，4年內開發出幾千個技術專利，亦步亦趨地成為美國之外的另一股勢力。之後就是日本後來居上，英特爾轉而專注微處理器，放棄記憶體事業的故事了。落後的美國在1985年以廣場協議、半導體協議迫使日本開放市場，透過政治力的影響，美國看似扭轉了美日之間的競爭優劣勢，但更慶幸的是給了台灣與南韓半導體公司發展產業的一扇窗。不同於台灣由政府主導、半官方機構助攻，中小型新創電腦公司創建產業發展基礎的模式，南韓由大企業主導的半導體與科技產業，強的是品牌、前端技術，弱的是供應鏈、生態系與需要靈活身段的IC設計公司。從1980~2009年的30年間，全球的GDP總量從1980年的11.3兆美元，暴漲到2009年的60.8兆美元。這增加的將近50兆美元也與「全球化」大運動息息相關，這個階段的大跨步，更普遍性地帶給人類不曾有過的繁榮與幸福感。因為全球化效益的驅動，台日韓也是全球化時代最大的受益者，這幾個東亞國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一方面享受科技成長的果實，一方面也是創造價值，並成為財富重分配的天選世代。如果用歷史的縱深去理解世界改變，那麼2009年可能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水嶺。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之後，中國的國勢如日中天，那一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經濟卻深陷次貸的金融危機中。2008~2009絕對是一個轉捩點，中國人自信爆表，挑戰美國霸權的企圖心不只是私下談談，甚至在中美高峰會時成為兩國元首對話的內容。2011年APEC高峰會時，歐巴馬已經跟胡錦濤說「中國必須在國際規則底下參與遊戲」，接任的習近平說：「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納中美兩國」。中國人志得意滿，但不久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才說：「如果你不坐上餐桌，你就可能變成菜單的一部分」。在世界霸權的爭奪戰中，頂尖大國的領袖對話既是遊戲規則，也充滿了競爭的機鋒，更暗示了各種發展的可能性。 

我根據IMF對全球GDP的統計，探索1950年後東亞四強能後來居上的關鍵。我選擇了1950、1980、2009與2019、2023年這五個年度當成節點，逐一探索我們經歷過的世紀與世界。1950年那一年，全球GDP總量為4.2兆美元，也就是在20世紀前半葉，全球經濟擴張了3.4兆美元。1950年之後的戰後嬰兒潮，帶給社會沈重的壓力，但也帶來足夠的勞動力。世界從勞動力、效率、分工上取得明顯的進展。從1950~1980年的30年當中，全球GDP從4.2兆美元增加到11.3兆美元，這30年7.1兆美元的成長已經大幅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但整個世界真正的良性擴張期，則非1980~2009年這30年莫屬。我們得知道全球GDP的總量從1980年的11.3兆美元暴增到2009年的60.9兆美元，這將近50兆美元的成長背後代表什麼意義？哪些是關鍵的推動因素，對於下一個世代的世界有何意義，那就更值得玩味了！從1950年代的國共戰爭、韓戰之後，全世界是美國人獨霸的武林，美元主導了全球的交易，並且奠定了以知識技術先行，以法規為基礎，並以智財權、軍事力量為後盾的交易體系。自信滿滿的美國人訂定了全球的遊戲規則，全世界也在美國模式的框架中，尋找最佳的定位與機會。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在通貨膨脹、成本激增的壓力下，歐美公司開始將勞力密集的工作交給亞洲具有優質勞動力、秩序井然的日本與四小龍。當時日本由長期執政的自民黨領銜，而四小龍除英國殖民的香港之外，都還在威權政府的領導下，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中經院；南韓的國家科學研究院等）提供了良善的政策與技術支援，讓東亞新興國家與歐美國家的需求，以及不斷出現的黑科技無縫接軌。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式資本主義席捲全球，抓住第一波機會的是日本，然後是以雁行理論跟進的四小龍。在戰後復興、國家重建的企圖心激勵下，擁有人力素質與傑出的經濟政策推動力，日本在1960與1970年代就成為全球的典範，甚至在1980年代喊出「日本第一」的口號。緊跟在後的四小龍不遑多讓，與經濟同步發展的科技，更出現令人炫目的偉大成就。全世界能夠「彎道超車」的國家，絕無僅有。回顧過去70多年的發展歷史，除了城邦國家的新加坡之外，後來居上的例子只有東亞四國。那麼在未來10年、20年，還會有新興國家搭上科技的列車成為新典範嗎？台、韓，甚至經濟規模更大的中、日兩國應如何觀察世局的演化，務實的理解興革之道。我們從經濟成長的數據與科技產業演化的經驗中，找到寡佔、高附加價值、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等成功關鍵，這些要素都是判讀未來區域分工或分散型生產體系的蛛絲馬跡，但東協南亞，或中南美洲的新興國家可以跟上腳步嗎？ 

Visual Capitalist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整理了2000年來全球各國經濟總量與GDP比重的演變。這份統計是運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推估的數據，讓我們瞭解過去2000年人類經濟活動的發展模型。儘管18世紀時，工業革命帶來了很大的變革，但1900年之前，人類的經濟活動多數與勞動力息息相關，屬於非常緩和成長的曲線。工業革命是改變的源頭，在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前，仰賴基礎勞動力的世界，GDP與各國的人口總數連動，中國、印度貢獻了全球60%以上的GDP。直到蒸氣機取代勞動力，我們開始感受到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落差。但直到1900年，也就是20世紀開始的第一年，估計全世界的GDP總量也僅有8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在20世紀上半葉，兩次的世界大戰、民族自決運動，全世界在政治狂熱中，慢慢因為軍需、汽車、紡織等民生工業的發展，從人力效率、基本的管理經驗上，甚至社會保險制度等方面取得一些進展，這個世界開始出現有意義的成長，但那也不過是個人類社會走入現代化的起步而已。20世紀前半葉，兵荒馬亂，全球GDP仍從800億美元增加到4.2兆美元。但經濟穩健發展，全球經濟繁榮的起飛卻是1950年國共戰爭之後的70多年。國共戰爭或者二戰之後的70多年中，全球GDP的總量從1950年的4.2兆美元，成長到2023年的104.5兆美元，大約是25倍的擴張。1950年開始的下半葉，國共戰爭、韓戰相繼結束，冷戰將全世界一分為二，共產國家與民主陣營壁壘分明。強調私有財產權、重視良善管理的民主陣營在迎合人性的特質中取得明顯的優勢，並在1970年代之後主導東西方和解與全球化的新浪潮。台灣躬逢其盛，讓我們這一代飽受國際政治版圖變化的壓力，但這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Golden Age」，我們成為享受經濟成長果實的天選世代。從全球觀點來看，所有的國家中，東亞的日、台、韓、中四個經濟體是真正從谷底翻身，成為成功典範的國家，而這四個東亞的經濟體，過去的成功關鍵與數位科技的進程息息相關。那麼在美中貿易摩擦的背後，產業發展模式會由過去日本領銜的雁行模式，重組為美日韓台四手聯彈的新格局嗎？數位科技是關鍵變數，我們能以科技業的發展脈絡，展望東亞四強新世代的發展模式嗎？這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身為黃金世代的一份子，我想試著從中找到關鍵節點，從過去的歷史縱深理解未來世界可能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