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

2000年初有一陣子經濟景氣持續低迷，當時的經濟部長何美玥向立法院提出5,000億的巨額振興經濟方案，這大概相當於當時中央政府年度預算的3分之1，立法院一時嘩然，方案所遭遇的阻力很大。

我在一次場合中巧遇何部長，我跟何部長聊起中科進展的事。當時我們公司的問題是土地供應不足：需要15公頃的土地才能蓋雙子星式的晶圓廠，但是中科要多保留土地給未來可能進駐廠商，只肯給7公頃，所以投資建廠一直沒有進展。遭遇類似問題的還有幾個廠家，總計因用地問題而遲滯的投資計劃金額逾兆。我的建議是解決幾家公司用地的問題總比說服立法院通過振興經濟方案容易，而投資金額又比提議的5,000億大，政府還不必費力去籌措資金、背負債務。這是當日下午4點多的對話。

下午7點多吃飯時，何部長來電：「15公頃的土地中科實在擠不出來，12公頃行不行？」我立刻打電話找廠務，廠務擠了擠，割掉前庭後院，硬塞下了。土地的問題算是解決了。早先有一家光電廠已動工，台中七期重劃區的房價號稱漲了50%；我們公司計劃的啟動，又讓漲了25%。其他廠家的用地問題獲得解決，計劃也陸續開始啟動，5,000億的經濟振興方案的議題也自然在立法院及媒體消聲匿跡。

我當時沒說的是民間投資會比政府投資使用的要有效率，而民間投資的經濟乘數(multiplier)會比政府投資的乘數要高。我相信政府的基本角色是提供工商活動的基礎架構：土地、水、電、環境、資本市場和經濟、稅收制度。至於新凱因斯學派主張政府以擴張的財務和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我總是有些疑義。賣弄一下經濟學的行話，我在此議題上相信淡水的比鹹水的多些。特別是台灣的政府預算只占GDP的15%，在全世界中算是很低的。要以此低比例的預算用來振興經濟，未免力不從心。而且財務槓桿太高，風險不小。

我對用擴張性財務、貨幣政策的方法來振興經濟一向存疑。過去是如此，現在也如此。若要提振經濟，健全工商活動的基礎架構以促進民間投資可能是最有效率、最節約的方式。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若一定要做，不如集中在前瞻二字，實在些，也比較可能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