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懷念永遠的胡老師

月前吳淑敏女士發表了紀念胡定華老師的新書《創新行傳》，內容詳細了敘述胡老師對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以及創投產業的貢獻。個人是在2003年加入工研院電子所後，才逐漸地跟胡老師熟識起來，這其中多次親炙於胡老師對於後進的提攜，並領受於他的風範甚至於幽默，胡老師不僅於是位業界創新的長者，更是位人生的導師。

各位也許耳熟能詳於台灣半導體起源於，由潘文淵博士領頭國外專家團的建議及規劃，以及一群當時不到三十歲年輕人到RCA取經，將先進CMOS製程技術及工廠的生產管理知識引進並落實於台灣。但是整個積體電路計畫若沒有胡老師的運籌帷幄，IC示範工廠的新建、出國人員的招募及培訓、IC設計及產品的開發銷售，乃至於後續衍生的半導體公司，在在都是無法順利執行並展現出成果，乃至於成就了當今台灣半導體在全球的地位。所以那是個風起雲湧、英雄輩出的時代，而時代的焦點人物就是胡老師。

在吳女士的書中，個人認為有兩件事是特別值得提的，對於整個積體電路開發計畫有深遠的影響，一件是決定引進CMOS技術，另一件是堅持示範工廠需要有規模量產的能力，而胡老師在這兩件事扮演關鍵的角色。

1970年代初期，CMOS還是一個新興的技術，當時主流技術有nMOS及BJT。在國外專家還在為要引進何種技術爭論不休時，胡老師及其團隊就已經看好CMOS技術，並說服了專家團。事實證明CMOS技術由於具有省電的特性，才得以延續幾十年的摩爾定律，至今仍在發光發熱。

第二件事就是胡老師堅持將示範工廠的生產規模，由原先規劃的每周500片晶圓的生產，提升到每周4,000片的規模。一個工廠若沒有經過規模性量產的驗證，在統計上很多的問題是無法浮現並加以解決，這一堅持直接影響了之後所衍生IC公司成立及營運。事實上海峽兩岸的華人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開始發展半導體技術，中國選擇在中國科學院內，由一群科學家自食其力，緩步建立起來。而我們卻是一開始就選擇技術引進，並以建立自主的產品及產業為目標，從此兩岸半導體發展的脈絡就涇渭分明直到今日。

胡老師在主持電子所期間就立下一規矩，凡是參與衍生公司規劃的個人，都不得加入該公司，這其中就是為了利益迴避。所以在聯華電子成立的初期，電子所參與規劃的主管們，都沒有加入該公司。之後所衍生的台積電或世界先進，也都遵循此原則，一旦團隊決定離開創業，就開始跟所內做必要的切割，也因此每次電子所所衍生的公司，都能很順利的推展。胡老師在1988年離開了工研院，那時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已具規模，情勢大好，開始吸引不少海外菁英回國服務及創業。以胡老師的人脈及輩分，大可在半導體界大展鴻圖，但是他卻選擇了另一條孤獨的道路，開啟了他創投的事業，每天搭客運通勤於新竹台北間。

個人在負責電子所所務期間，曾多次就教於胡老師。事實上當台灣半導體產業日益精實壯大，政府的科專計畫已經在政策上，不支持工研院繼續發展半導體相關的技術。但是在十多年前，我們已經觀察到3DIC會是半導體產業未來的關鍵技術，有必要投入初期的研發，因此電子所需要建置12吋晶圓後段製程的能力，也就是需要一筆約5億元的資本設備投入。

在沒有科專計畫的奧援下，我們只能以借貸的方式跟院內借錢，並分年連本帶利的歸還，如此勢必會造成所內不小的財務負擔。在難以抉擇之時，我去請教了胡老師，胡老師只跟我說了，如果你認定是對的事情，就勇敢的去做，就如同他當年自動請纓來負責積體電路開發計畫。當我們3DIC實驗室落成的時候，胡老師還親臨勉勵同仁，並以「飛龍在天」一詞來祝賀IC進入了三度空間的時代。事後我才理解到胡老師在這個計畫上，幫我們爭取到不少院內的支持。

在多次私下聚會的場合，每當眾人提到胡老師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貢獻，他總是雲淡風輕地說，這是他應該做的事，而功勞是全體的。胡適先生曾說過：「我從不在意將錢借給別人，因為我的利息永遠在人間。」這就是我所認識的胡老師，在那個風起雲湧、英雄輩出的時代！